材料一 《伤寒杂病论》，东汉“医圣”张仲景著。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创造性地确立了中医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人“八纲辨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肘后备急方》，东晋葛洪著。葛洪在书中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包括“虏疮”（即天花入射工（血吸虫病）、沙虱（恙虫病入、马鼻疽、“制犬所咬毒”（狂犬病）等多种传染病和治疗方略。其中对于“狂犬病”提出治疗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
——摘自光明网《中国古代十大不朽医学名著》
材料二 民国时期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中医数次处于被取缔的边缘，基本被排斥到卫生防疫的边缘。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广东、广西、山东、浙江、陕西，开始运用中医中药进行麻风病的治疗。在党和政府的动员下，广大中医纷纷将珍藏的秘方、验方贡献出来。治疗急慢性传染病的各种验方，被各地的卫生管理部门、中医学术团体等结集刊印并广泛传播，部分秘方、验方被用于中药的试验和生产。有学者专门对中西医结合治疗伤寒、血吸虫病进行过历史考察，指出中西医结合“不仅能治疗某些慢性病，而且对某些急性传染病也有很高的疗效。1953年11月，中华医学会邀集中医中药、西医西药和针灸等方面40多名专家，成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多次组织中西医学术交流座谈会。
——摘编自马金生《20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医药与传染病治疗》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伤寒杂病论》和《肘后备急方》对古代传染病诊疗的贡献。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50年代我国中医药与传染病治疗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14至17世纪中期，伦敦先后爆发过20多次大小瘟疫。面对最初的黑死病疫情，教皇亲自设计弥撒驱逐瘟疫，教会则通过教堂担负起医疗救治的责任。政府规定严禁曝尸街头，死者必须深埋；限制出入病疫区。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传染嫌疑的房屋及家具要通风熏蒸、曝晒消毒，并向民众普及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英王对疫病重灾区免除征税，同时发布公告严控伦敦城内的屠宰活动，禁止污血流入街道或泰晤士河。随着疫病的扩散，政府进一步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推进医疗的正规化进程，并新建或重建多家医院。城市也开始设置清道夫清扫街道。到了16世纪，关注公共健康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摘编自魏晨光《从黑死病反观14—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 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 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全国城乡人口逐步上升。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4—17世纪英国应对疫情措施的背景并说明“卫生革命”的意义。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英国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防治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一 古罗马伴随着对外征战和城市的扩大，曾发生过多次瘟疫。但当时罗马人把瘟疫的发生与神罚联系起来，于是大量修建神庙，定期向神献祭，而医疗和医生都得不到重视。医疗条件的限制使罗马人相信对疫病的预防胜于治疗，他们认为最佳的预防方式是卫生清洁，于是在罗马城修建大量的公共浴场和公共厕所，修建了许多输水和排污管道，成立了水务委员会作为维护城市用水的机构，并催生出与之配套的公共卫生法。
——摘编自刘琳琳《古罗马城输水道、排水道的建设及其对公共卫生的意义》
材料二 1831和1848年英国曾爆发了两次霍乱，当时正值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拥挤的住房、恶劣的卫生环境加剧了霍乱的流行，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以查德威克为代表的医疗卫生改革者们认为，预防疾病要比遭受这些疾病带来的后果更划算，他们推动议会在1848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组建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公共卫生机构，建立起了城市的供水和排污系统，推动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就此展开。
——摘编自毛利霞《19世纪中叶英国霍乱与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罗马和英国在疫病防治方式上的共同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中叶英国公共卫生运动兴起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早在先秦前，我国就有了社会保障思想。商朝建立初期，实施了许多爱民、利民的举措；周武王时期，大力提倡爱民、保民主张，西周王朝还实施了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等六项爱民政策。孔子在《礼记》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主张为政以德，建议君主爱护臣民，体贴民众。墨子提出“爱人者，必为人爱，恶人者，必为人恶——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摘编自郭亚雄《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及其行为研究》
材料二 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较为积极的政策，不过到了清代，国家政策逐渐转向消极，江南地区大多数明初建成的惠民药局多废而不用。面对瘟疫，更多的是地方父母官采取设局延医诊治、制送药丸、掩埋尸体、隔离病人、加强卫生管理等疾疫救疗措施。而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等社会力量则更为积极主动的进行瘟疫救治，除了临时性的瘟疫救疗，社会还常常举办一些经常性的救疗活动。嘉道以后，江南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并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的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当时人还丰富与发展了“卫生”一词的含义。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
（1）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思想基础。（2）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清代瘟疫救疗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明清时期，福建另辟了两条经由闽北的出省通道，使得闽南的陆上通道完善，此外该地区面向大海，有着为数众多的优良港湾，此时对外交通范围更广，往来国家更多，对外联系频繁，贸易规模更大……港口走私贸易给闽南地区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疫病得以传入。
当地政府重治而不重防，防治疫情的认识不足，为防止引起恐慌，对疫情信息严格保密。湿热的气候和民间停丧不葬的习俗使得细菌病毒大量繁殖。鸦片战争后，海关税务司拟定了口岸检疫章程，实施港口检疫，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海外疫病的蔓延。在与疫病进行长期斗争的过程中，中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西医也逐渐流入内陆，并起到了一定的防治疾病作用。但闽南地区的鼠疫流行时间仍然长达300余年，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摘编自林楠、曾毅凌《明清闽南疫病流行与海外交往之影响》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造成闽南地区疫病流行的原因。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明清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防治的特点及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