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设巫祝，负责驱除疠疫；人们通过表演“傩”戏，取媚神祇。西汉元康二年宣帝诏：“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东晋葛洪著《肘后方》，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最早记载天花、恙虫病。《唐律疏议》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天花流行，当地医师用人痘接种法进行防疫。英人琴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法于嘉庆十年传入我国，并逐渐取代人痘接种法。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防疫资鉴》

材料二   与中世纪相比，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呈现明显世俗性特征。在伊丽莎白女王（1558—1603年在位）前，英国深陷内乱，中央政府无力应对疾病，防疫措施很大部分来自欧洲大陆国家的经验。为应对1665年大瘟疫，尽管有信徒对防疫措施进行抵制，伦敦市政当局强制推行诸多措施来防控疫情扩散。后来英国王室专门在牛津大学建立国家公共卫生指导中心，为国家防疫减灾提供医学咨询。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三   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表示：“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帮助。”多家海外媒体在报道中指出，中国为应对疫情采取的措施快速、高效、有力。德国《世界报》网站刊文指出：“面对紧急形势，中国制度发挥出巨大效力。”

——摘自《人民日报》及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

材料   在历史上，特别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如朝廷要求各地设立救济贫病的济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等。进入清代，这一趋势也随着新王朝的朝纲重整而得到扭转。地方官府实施疫病救疗采取的撸施，概括起来主要有：（道光四年）六月，（苏州）时疫盛行。……于是郡中绅士韩、黄、许诸君子合告于藩泉两司及府县，请设医药局，以诊贫民之有疾而无力求药者。时方伯诚公、廉访林公允拨民捐赈余银，长元吴三县各一千两，以给经费，设局于郡城适中之。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夏，苏郡大荒疫，陈府尊鹏年捐俸复合避瘟丹施送，即“太乙丹”，“姜、许、徐等村庄，疫疠盛行，公亲诣散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春，“疫疠愤兴，民受其困。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虎，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继而甘霖立霈，诊气旋消，吴民大悦”。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门时疫盛行，藩司“悯编户之疾苦，如痢瘰之乃身，遂下询疫所自始与所为治"，见周扬俊之《温热暑疫全书》颇有医效，遂“命急付枣，以公同志”。此外，官府奉国家之命对灾荒的救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疾疫救疗行为。在出现疫灾时，官府对尸体的掩埋、病人的隔离以及卫生的管理等等。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会开展一些救疗活动，这些活动大体可分为临事性教治和日常性施救两类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材料一 后人在讲到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这段历史时，往往都注重讲政治大势，军事攻防，历史学家们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发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的惨烈大疫。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明末大鼠疫流行与当时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紧密相连。明朝末期是气象学上所谓的“小冰河时期”，这一时期中国遭到了持续干旱和低温的侵袭。史载，万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都曾发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祯十四年之后，是连续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的灭亡之后。旱灾发生后，灾民们会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随之四处扩散，而像北京这样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又会随着它向外辐射的条条官道，把病菌传到帝国的四面八方。这还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一旦旱灾、瘟疫和战争同时出现的时候——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这个社会就开始崩溃了。

——摘编自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

材料二 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没有接触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

——贾雷德·戴蒙德(美)《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的命运》

材料三 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北方哈尔滨建立起庞大的细菌武器研制基地，由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在平房“死亡工厂”使用大量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等做极期残酷的人体试验，研制出鼠疫、霍乱、伤寒、炭疽、赤痢等多种细菌武器……据统计，中国南方浙江、江西、湖南、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区因日军细菌战攻击而死亡的人口约30万。若这“30万人”的死亡数字获国内外学界公认，那便又是一个“南京大屠杀”。

——陈致远《侵华日军在中同南方实施的细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