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51年的英国伦敦万国博览会由阿尔伯特王子亲自组织，女王维多利亚通过外交途径邀请25个国家参展并由女王主持开幕。在这次博览会中，展品达10余万件，参展商达18000多名，吸引了630万参观者，盛况空前。恩格斯曾指出：“1851年的博览会给英国岛国的闭塞性敲起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俗和观念方面已逐渐步入国际化了，它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使我不禁希望英国的某些风俗和习惯在大陆上也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那样得到传播。”

——摘编自杨光《伦敦世博会：缘起、组织及影响》

材料二   1851年伦敦博览会和1866年巴黎国际博览会，清政府都得到英法政府的邀请，但都没有给予重视和积极的回应，没有派员参加。一直到1873年，在奥地利公使的一再催促下，基于外交考虑，清政府才勉强同意工商人等“如有意持精奇之物，送往奥国比赛者，悉听尊便。”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正式参加世界博览会。1876年中国参加了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展品共计720箱，6801种，展览占地“八千正方尺”。中国的丝、茶、瓷器、景泰器等在各国中推为第一。在此后的39年间（1867～1905），中国参加了总共不少于29次博览会。

——摘编自杨东风《中国参加1906年米兰国际博览会研究》

材料三   1978年，新中国首个国际专业技术展——北京多国农机展拉开了博览会迅速发展的序幕。1985年，中国举办了第一个比较正规的国际展览会——亚太贸易展览会，国内博览会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与此同时，参与国际博览会的事业也迎来了中国世博会的新时代，从1982年新中国首次参加美国诺克斯维尔世博会到2005年参加日本爱知世博会，共13次出洋参赛。而1999年昆明园艺世界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以及2010上海世博会的成功申办，则标志着我国博览会事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摘编自《中国与世界博览会》

材料   1921年11月，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苏维埃政权下的改革问题。苏俄当时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必须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那时苏俄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重大的改革。在苏俄国内战争结束时面对的不是太平景象，而是广大农民对粮食征收制严重不满的情况下，苏俄的改革从对农民的让步，取消粮食征收制，实施粮食税开始。列宁说，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

经过十年动乱，中国的国民经济已走到崩溃的边缘，各界都有改变现状的要求，中国必须走另一条道路。在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情况下，农民对于改变现状的要求已经不可阻挡。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的农民已经多次悄悄地进行改革的实验。在中国改革中农民又一次走在了前面，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他们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官方认可，中国的改革也真正开始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经历了更长的时间。起初市场经济在中国还是理论上的禁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7年中共十三大仍延续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1992年中共十四大最终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摘编自郑异凡《苏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改革开放之比较》

材料一   1931年,湘鄂西等根据地发生大水灾，“房屋倾坍,室如悬罄”。党和苏维埃政府设立粥厂救济;开展节约粮食的活动“党政机关每天两餐稀饭一餐干饭，军事机关一餐稀饭两餐干饭”、“红军游击队员生活费”减半;动员群众、机关人员、红军修堤凿沟开河，不到三年便修建了万余座水利工程,形成了“年成丰熟笑眯眯”的局面。1934年，中央苏区受“先水后旱之灾”，面对严峻的形势，政府广泛发动群众，推行工具统一使用和劳动力相互调剂的策略,结果农业收成“比去年增加一成”,瑞金等重灾区“虽然无很大增加，但也没有减少生产”。

——摘编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活动》

材料二   俄罗斯政府一向重视灾害治理，他们在中学开设安全和逃生课程，有计划地向居民企传安全防范和自段知识，建立了全俄急救和医学中心等医疗和教育机构。在联邦紧急状态预防和响应统一国家体系形成的基上，提出了国家和地方应急管理责任分享制。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权，在法规中特别强调当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某些权力和自由将受到必要的限制。……为防范危机期间因出现“泄密”报道而破坏政府方案的效力。避免不当报道对人心的拢乱，政府对媒体的职责做出了法律规范，以确保紧急状况发生时，媒体能起到协助政府与社会沟通、稳定社会情绪、缓解紧张状态的作用。鉴于救灾部门使命与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的相似性，俄还与美国建立了防救灾的合作关系、并同北约取得了相关合作的直接联系。

——摘编自游志斌《俄罗斯的防救灾体系》

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胡适就说过：“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要拯救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又激起了一片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形成一股传统文化“复归”的浪潮。梁启超大叫“科学破产”,建立在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精神文明，在他心目中也一齐崩塌。他决心要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文明

材料二   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制刀，精粹地分析了所谓“东西文化论战”。他指,现代资产阶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或者思想学术方面，都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进步。中国文化的出路决不是“向后转”,而是“向前进”,“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李大钊期待着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崛起，“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进经济组织。不改进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定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材料一、二摘编自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材料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东正教的斗争中，俄国形成了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因此，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俄国唯物主义思想传统的同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俄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统一的理论，为十月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也受到修正主义的冲击。对此，普列汉诺夫首先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哲学口号；列宁不仅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而且批判了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合法马克思主义，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传播过程中）胡适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基尔克社会主义者梁启超、张东荪认为中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上述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由此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

       ——以上材料均转引自孙大为《中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