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估计，在哥伦布到来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力，也没有遗传抵抗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坐杀手的头把交椅。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结核和黄热病。

——摘编自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材料二   中世纪时，基督教会掌握社会话语权，宗教医学成为人们疗治病痛的主要途径。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爆发，神职人员纷纷死亡，罗马教廷四处躲藏，宗教医学更显得毫无成效。伦敦发生鼠疫后，医学界要求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清除各种污秽；建议民众重视卫生保健，节制饮食，并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疗病痛，政府强行以非宗教手段加以防控。1604年议会法令授权监管看守人可以用暴力使隔离家庭关闭门窗；疫区任何人胆敢外出将以流浪罪论处，与瘟疫相关的案件也以重罪被起诉。在借鉴吸收并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英国形成了符合本国特色的防疫体系；该体系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官员与民众广泛联系起来，共同致力于防疫减灾。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一   与近现代隔离机制相比，尽管中国古代的隔离措施、隔离方法、隔离观念还比较落后，但早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就已存在的避疫思想、隔离观念……它历经秦汉时期的萌芽、西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到两宋时期达到相对完善的程度。尽管明清时期国家层面主导的隔离治疫事务有所衰落，但是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导的隔离治疫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官绅协同的模式不仅促进了传统隔离治疫的发展，并为近现代隔离治疫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杨银权《被忽视的传统：中国古代隔离治疫发展述论》

材料二   随着疫情的频发，从民间到官方皆竭力治疫，但由于医学技术水平所限，往往效果有限，直到清末才略具规模，民国时期较有进步。据1911年7月11日上海《时报》载，当年安徽遭受特大水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皖北灾后患疫百姓众多。在上海华洋义振会会长福开森的号召下，该会于7月初成立救疫队赴皖救治，就诊者纷至沓来，一时应接不暇。该会除施医外，还择极贫病重者再施钱、米，并备牛肉干、牛奶等滋补之品，以助患者速愈。民国初期，每到七八月份，各大城市纷纷成立临时时疫所，免费收治疫病患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各慈善团体、民间社团每年均成立时疫救治医院，有上海时疫医院、普善山庄时疫医院等近20家。

——摘编自周利成、左力《近代中国的防疫、验疫与治疫》

材料一　西周设巫祝，负责驱除疠疫；人们通过表演“傩”戏取媚神祇。西汉元康二年宣帝诏：“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东晋葛洪著《肘后备急方》，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最早记载天花、恙虫病。《唐律疏议》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天花流行，当地医师用人痘接种法进行防疫。英人詹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法于嘉庆十年传入我国，并逐渐取代人痘接种法。

——梁峻《中国古代防疫资鉴》

材料二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生理解剖,取样分析,这是西医的方法。辨证施治,阴阳五行,上病治下,左病治右,这是中医的方法。西医将人体视为一个可以分解为许多部件的机器,每个部件都可以拆开、修理、更换。中医将人体视为一个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表里一体,虚实相通。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

——《近代文化视野下中医与西医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