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材料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朝防疫观产生的社会背景。

3 . 材料   1918年，随着美国士兵和华人劳工远赴欧洲，流感病毒也在美洲、欧洲、亚洲迅速扩散。各参战国政府和官员为了安抚民心士气，都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不允许把流感渲染成“瘟疫”。英法美所有城市的卫生部门都表示，这不是大问题。实际上仅仅只在美国费城一地，6周内就死了12000人，医院陷入瘫痪，医护人员严重不足。1918年11月，德国在战争和流感的双重压力下宣布投降。到1920年春季，肆虐了两年的“大流感”才逐渐消失。据统计，这次大流感，直接感染了全球1/3的人口（当时总人口17亿），造成至少约2000万人死亡。大流感后的100年内，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的发明用于治疗流感引起的肺炎，各国的卫生公共政策都开始了变革和重组，建立起更先进的疾病监视体系，提倡全民卫生保健和廉价医疗，确保大规模传染病被掐灭在萌芽状态。人们也认识到，卫生问题是一个公共问题，公开、透明对于疫情防控的意义重大，更清洁的水源，更丰富的营养，更好的公共条件和私人卫生意识，才是抵御疾病的最好办法。

——摘编自【美】约翰.M.巴里《大流感：历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大流感疫情恶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大流感的作用。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国古代即有某种特定的因应疫病观念。疫气致疫是中国传统医学一贯的主张，气被视为疾病的载体，它通行于各种解释之中，而它的特性导致人们认为它可以被躲避和抵抗，但无法通过公共手段加以消除。古人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会采取施医送药、刊刻医书以及建醮祈禳等，但与“后世医学，重在治疗，偏差渐大”。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新的医学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一些与西方文明有过接触的精英人士强调和放大西方卫生知识和经验，国人的传统观念得到了继承并被纳入到新的防疫认识体系之中。清洁、检疫、隔离、消毒等应对疫病的举措已渐成为中国社会“先进”而主流的防疫观念。1905年，政府成立第一个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卫生科，专门负责防疫卫生等事务，卫生行政回归为国家主导。西人发明的以种牛痘之法，种在皮肤，可以幸免的防疫方法，在清末的防疫实践中也开始为官方所采用。

——摘编自余新忠《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

材料三   1910年底，中国东北爆发了规模庞大的鼠疫疫情。清政府在东北设立防疫局，并颁布内容广泛的《检疫规则》，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担任防疫总指挥。他在进行了详细调查后，进行了中国现代第一例人体解剖，通过显微镜发现了鼠疫杆菌，并结合当地流行病学资料的分析、病人的临床症状等，推断出这是一种人传人的新型肺鼠疫。在政府支持下，他要人们戴上他设计的中国最早口罩——伍氏口罩，同时要求封城，严防铁路交通，实行病人集中隔离，实施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1911年3月，东北三省鼠疫全部消灭。这为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黄建始《公共卫生简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传统到近代因应疫病观念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11年中国应对鼠疫的措施和历史意义。

5 . 医疗与卫生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社会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不断变化。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18世纪中叶后，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工商业城市人口骤增……英国依然遵循着自中世纪以来的自治及自由放任的传统，这种与现实社会脱节的地方管理使公共卫生更加恶化……医疗卫生改革者查得威克提出应设立一个中央政府部门承担公共卫生的基本责任等建议……1838年霍乱病再度流行，这终于使政府开始意识到卫生问题的严重性。至1848年通过《公共卫生法案》，建立了中央卫生理事会。此后中央政府干预公共卫生的思想被保留了下来，这也为英国向福利国家的迈进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材料二 原夫西医之敢于操刀以剿人者，由于病人死后无论亲疏贵贱，皆许医者剐剔以搜寻所病而考其详……必其不惜死者以为救生之术而后可；若使人皆孝子慈孙，必不忍弃其祖父未寒之尸而听人之剐剔。此中华所不能行，而西医遂独擅其长也。
——摘自清朝大臣志刚《西医开刀》（1869年）
西人于医学最严，必先于其国中考证无讹，然后出试其技，惧以疏庸杀人也……西人治病不讲求切脉，专用补、泻二法，盖实者泻之，虚者补之……若其治西人验而华人或不验者，究因脏腑厚薄之不同耳。
——摘编自王韬《瀛蠕杂志》（1875年）
（西方国家）大城内，能开深沟，街道光，房屋不密，则清气多而污浊少……各西国瘟疫，较之昔时更少。凡开沟与冲沟为城中紧要之事……清积秽以肃观瞻，免发毒染，一也；禁病猪坏牛，认真严罚，以免生病，二也……设医局以重民命，四也；挑清粪溺，祛除病毒，以免传染，五也……即痘疮之患，传染甚危，若不创设痘局以调理，此症不知伊于胡底……各种致病之由，相沿已久，非一时骤能改革。况禁阻之权，非一家可能操，所谓有善法，尤贵有善人。
——摘编自郑观应《中外卫生要旨》（189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英国医疗卫生改革兴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中国思想界对西方医疗与卫生的态度，并予以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