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山西一地在明代276年间曾37次出现灾疫，且多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之后。疫灾常常与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同时发生，与饥荒并发的频率最高。战祸一起，疮痍满目，疫疠丛生。面对频发的灾疫，朝廷常常发布诏令减免税粮田租，也常发帑（钱财）赈济灾民，减缓灾情。在疫病流行时期，军营将士会食用特定草药预防疫病，并将患者与健康士兵隔离开来，以免扩大传染。地方官府常常采取施医送药的救疗手段，扩大救疗面。明代对疫病发生虽已有较为科学的认识，但仍然存在以天命解释灾难和疫病发生的情况，认为天意不可违，因而一些地方官也常采用斋戒祈祷的方法驱避疫气。一些深怀济世思想的医生不避疫气，不辞劳苦，施医送药。深受儒家爱民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也主动出资出力，救助于民。

——摘编自张丽芬《明代山西疫灾特点及救疗措施述略》

材料二14至17世纪中期，伦敦先后爆发过20多次大小瘟疫。面对最初的黑死病疫情，教皇亲自设计弥撒驱逐瘟疫，教会则通过教堂担负起医疗救治的责任。政府规定严禁暴尸街头，死者必须深埋；限制出入病疫区。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传染嫌疑的房屋及家具要通风熏蒸、曝晒消毒，并向民众普及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英王对疫病重灾区免除征税，同时发布公告严控伦敦城内的屠宰活动，禁止污血流入街道或泰晤士河。随着疫病的扩散，政府进一步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推进医疗的正规化进程，并新建或重建多家医院。城市也开始设置清道夫清扫街道。到了16世纪，关注公共健康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摘编自魏晨光《从黑死病反观14——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等

材料一   1408~1643年间，中国爆发全国性大疫19次之多，局部性疫情不计其数，致使“万户萧疏鬼唱歌”“饥民抢掠四起”。文献记载每当瘟疫发生时，皇帝往往派人去祈祷，采取施咒的办法安慰百姓。明宪宗曾下诏在京城崇文、宣武等六门城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殓遗尸。1587年明神宗谕旨礼部：“尔部便行太医院精选医官人等，多发药材，分头诊视施给”；还强调“此后各省直有与重大灾疫，须令各府州县即许便宜动支社仓积谷，及本部事例义输等银、病者或给衣食”。对此时人评论：“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至于对防疫较为有效的隔离、禁止人员流动等措施，朝廷并没有推行，文献也没有记载。

——摘编自甘海根《明代北京的瘟疫与政府应对》

材料二   英国首都伦敦由于人口集中、卫生环境差而成为鼠疫频繁光顾的城市之一，15—17世纪频繁发生严重鼠疫。针对疫情，1518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为确保隔离措施的落实，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被认为是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在1604年索尔兹伯里瘟疫期间，整个镇1/5的人口被纳入到国家救助中，因此群众愿意配合隔离。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郡治安法官作为总负责人，教区牧师和执事作为配合机构每周要报告相关情况。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

材料三   1910年12月，鼠疫在东北大流行，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清政府派医学博士伍连德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为弄清楚病因，伍连德通过病理解剖染病死尸，发现了罪魁祸首——肺鼠疫，这是一种新型鼠疫，在人和人之间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染源是感染了鼠疫的病人或者尸体；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士兵挨家挨户搜查，发现病人，就立刻送到防疫医院，还要用生硫黄和石炭酸给病人待过的房屋消毒，他克服重重阻力对尸体进行焚烧、掩埋；抽调士兵进行交通管制，还设计了一种成本极低、易推广使用的简易双层纱布囊口罩——在两层纱布中间放置一块吸水药棉（后人称作“伍氏口罩”）。……他仅用了67天，就控制住了东北鼠疫，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科学手段有效遏制疫情的成功案例，也是人类历史上依靠科学手段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范。

——摘自《东北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