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疫情多发……唐代也不例外。尽管医疗机构很完善、发达，但仍无法有效应对大规模爆发的疫病，其中重要原因是医疗资源的不均与不足。在此情况下，基层民间医疗有所开创和发展。受儒家仁政思想与佛教慈悲为怀思想的影响，唐代开办悲田病坊，救助病残、乞丐及贫民的专门机构，服务对象就是社会底层群体。所属关系有：一是受官府管理，经费也来自官府；二是僧人自行管理，经费来源于寺院。

——摘编自廖靖靖《多姿多彩的大唐风貌》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同国家、民族联系在了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材料一   1408~1643年间，中国爆发全国性大疫19次之多，局部性疫情不计其数，致使“万户萧疏鬼唱歌”“饥民抢掠四起”。文献记载每当瘟疫发生时，皇帝往往派人去祈祷，采取施咒的办法安慰百姓。明宪宗曾下诏在京城崇文、宣武等六门城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殓遗尸。1587年明神宗谕旨礼部：“尔部便行太医院精选医官人等，多发药材，分头诊视施给”；还强调“此后各省直有与重大灾疫，须令各府州县即许便宜动支社仓积谷，及本部事例义输等银、病者或给衣食”。对此时人评论：“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至于对防疫较为有效的隔离、禁止人员流动等措施，朝廷并没有推行，文献也没有记载。

——摘编自甘海根《明代北京的瘟疫与政府应对》

材料二   英国首都伦敦由于人口集中、卫生环境差而成为鼠疫频繁光顾的城市之一，15—17世纪频繁发生严重鼠疫。针对疫情，1518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为确保隔离措施的落实，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被认为是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在1604年索尔兹伯里瘟疫期间，整个镇1/5的人口被纳入到国家救助中，因此群众愿意配合隔离。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郡治安法官作为总负责人，教区牧师和执事作为配合机构每周要报告相关情况。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

材料三   1910年12月，鼠疫在东北大流行，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清政府派医学博士伍连德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为弄清楚病因，伍连德通过病理解剖染病死尸，发现了罪魁祸首——肺鼠疫，这是一种新型鼠疫，在人和人之间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染源是感染了鼠疫的病人或者尸体；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士兵挨家挨户搜查，发现病人，就立刻送到防疫医院，还要用生硫黄和石炭酸给病人待过的房屋消毒，他克服重重阻力对尸体进行焚烧、掩埋；抽调士兵进行交通管制，还设计了一种成本极低、易推广使用的简易双层纱布囊口罩——在两层纱布中间放置一块吸水药棉（后人称作“伍氏口罩”）。……他仅用了67天，就控制住了东北鼠疫，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科学手段有效遏制疫情的成功案例，也是人类历史上依靠科学手段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范。

——摘自《东北鼠疫》

材料一   隋末唐初，疫病频繁发生，盛唐时最低，安史之乱后135年间，发生9次，后期的7次相当严重，唐末至五代，疫灾再度频繁。当时政府采取的举措主要有：主编医学专著，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坊，颁行医方，派遣官员救灾送药，加强公共卫生系统建设，注重饮食及饮水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等。

——据张剑光《三千年疫情》整理

材料二   自欧化输入，吾国始有所谓新医学。新医学者，以最新之科学为根据者也。其言生理也，根据于解剖、组织等学，非吾《铜人图》之粗疏而讹谬也；其言病理也，根据于种姓之遗传，微生物之研究，各种仪器之测候，非若望问闻切之粗略，阴阳五行之说之惚恍也……故新医学兴，而旧医学不得不衰歇。

——蔡元培《医学丛书序》（1917年）

材料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2020年2月25日）》中指出，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建立了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见下图）

材料一   隋末唐初，疫病频繁发生，盛唐时最低，安史之乱后135年间，发生9次，后期的7次相当严重，唐末至五代，疫灾再度频繁。当时政府采取的举措主要有：主编医学专著，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坊，颁行医方，派遣官员救灾送药，加强公共卫生系统建设，注重饮食及饮水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等。

——据张剑光《三千年疫情》整理

材料二   自欧化输入，吾国始有所谓新医学。新医学者，以最新之科学为根据者也。其言生理也，根据于解剖、组织等学，非吾《铜人图》之粗疏而讹谬也；其言病理也，根据于种姓之遗传，微生物之研究，各种仪器之测候，非若望问闻切之粗略，阴阳五行之说之惚恍也……故新医学兴，而旧医学不得不衰歇。

——蔡元培《医学丛书序》（1917年）

材料一：1518年，天花传入加勒比海地区，此后不久又进入墨西哥与南美洲，无数人被夺去生命。疫情波及到的人数约占1492年（印第安）人口总数的90%。        

——摘自《剑桥插图医学史》

材料二：1831年，英国爆发霍乱。10年间，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工业城市的平均死亡率从20.69‰升到30.8‰。1843年发表的《英国劳动人口环境卫生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各种传染病、地方病和其他疾病都是由腐烂的动植物、潮湿与肮脏引起、加重或传播的，与过度拥挤的居住环境也紧密相关”。因此，英国在1848年后通过《公共卫生法》，公共卫生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强制性责任。

——摘编自《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体系建立》

材料三：19世纪中期，李斯特发明消毒灭菌法，使术后死亡率下降到原来的1/3。普法战争中德国军医用此法挽救了很多军人的生命。1928年，英国医生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但缺乏医界支持得不到应用。1941年12月，因大量战伤感染，美军宣布青霉素为优先的军需品，药剂得到快速开发和生产。

——摘编自《剑桥插图医学史》等

材料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地时间22日告诫，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不会马上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已经在全球造成近260万人感染，超过18万人死亡，疫情已影响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向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呼吁，对待当前疫情要有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只有遏制病毒传播才能拯救生命和维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各国要加强团结，共享经验、专业知识以及其他资源，共同努力保持供应链畅通，并为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最大程度支持。

——《参考消息网》2020年4月23日报道

材料一   1439—1640年间，英国伦敦是当时欧洲鼠疫疫情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15世纪末期英国的防疫组织很不完备。措施也显得零乱分散，大多数是效仿其它国家的做法，防疫成效不大。16世纪以来，都铎政府的防疫立场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采取各种措施，建立相关机构来组织防疫。1578年以前，防疫措施主要由各郡自行制定。为了便于集中管理、统一指挥防疫工作，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被瘟疫感染人群的管理法案”。根据法令，郡治安法官全盘负责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各教区牧师、济贫理事会同看守人、检查人、监督人等定期（每周）向治安法官递交疫情报告；郡治安法官定期召开会议，讨论疫情和应对措施，并及时将疫情材料   整理后汇报枢密院，以便中央及时掌握国家的疫情动向。在严酷的防疫斗争中，英国的防疫预警机制逐渐形成。英国政府还比较重视解决和瘟疫相关的社会问题，如乞丐流民问题。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将“普通税”作为济贫基金，对乞丐和流民进行救济，这是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此外，英国政府还颁布了《济贫法》《习艺所法》等一系列法案，使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得到最低的社会保障。在英国政府和民众紧密配合之下，17世纪下半期以来英国各地所发生的瘟疫明显减少。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英国政府的“防疫”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