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估计，在哥伦布到来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力，也没有遗传抵抗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坐杀手的头把交椅。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结核和黄热病。

——摘编自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材料二   中世纪时，基督教会掌握社会话语权，宗教医学成为人们疗治病痛的主要途径。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爆发，神职人员纷纷死亡，罗马教廷四处躲藏，宗教医学更显得毫无成效。伦敦发生鼠疫后，医学界要求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清除各种污秽；建议民众重视卫生保健，节制饮食，并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疗病痛，政府强行以非宗教手段加以防控。1604年议会法令授权监管看守人可以用暴力使隔离家庭关闭门窗；疫区任何人胆敢外出将以流浪罪论处，与瘟疫相关的案件也以重罪被起诉。在借鉴吸收并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英国形成了符合本国特色的防疫体系；该体系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官员与民众广泛联系起来，共同致力于防疫减灾。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一   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暴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基督教会束手无策。英国王室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防疫工作。为了防控疫情扩散，英国当局采取医学隔离、物件消毒、禁止公共集会、打扫街道、清理垃圾及捕杀流浪动物等措施，同时采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理病痛。尽管有信徒进行抵制，但政府依然强制推行。英国的防疫不仅来自欧陆防疫经验，而且也来自地方长期防疫实践，更来自医生专业性建议，是多方面智慧的结晶。在各方努力下，英国的防疫措施加快了瘟疫的消退。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的特点》

材料二   1910年中国东北发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烈性肺鼠疫。清政府立即成立了京师防疫局和东三省各防疫机构，出台百余项法规，要求各地区必须逐日向上级机关详细呈报疫情，同时任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通过解剖疫尸，证明此次鼠疫为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飞沫在人际传播。他采取隔离诊治、注射抗鼠疫血清、对公共场所实施污染源整治及清洁消毒、疫尸火化、推广使用口罩等措施。面对疫情，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多能参与募捐。1911年3月，东北鼠疫全部消灭。庚戌鼠疫的成功防治，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机制的形成和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构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摘编自焦润明《庚戌鼠疫应对与中国近代防疫体系初建》

材料一   在整个明代，从1368-1644年，总计约277年间，共计发生了75场较大范围瘟疫。瘟疫发生之后，明王朝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自然承担起了应对瘟疫，赈济民众的重任，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各地出现的包括疫情在内的灾情，明朝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官员必须迅速。上报，以便上级部门采取及时的对策。对于报灾不实的官员，常常加以处罚。免除疫区正官进京朝觐，以保证救灾的领导力量和地方政府职能的正常运作，同时派员赈济，督促地方官员，协调救灾工作。明王朝设有专用的救灾仓储制度，为包括疫灾在内的灾害提供固定的物资保证。太医院、医学与惠民药局，是明朝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明政府注重对医疗机构的创制和整顿。在疫灾出现时，明朝皇帝常常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要“修省”；甚至皇帝下“罪己诏”，举行祈祷和祭祀活动。

——摘编自陈旭《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

材料二   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爆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基督教会束手无策。英国王室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防疫工作。英国在近代早期的防疫措施它不仅来自欧陆防疫经验，而且也来自地方长期防疫实践，更来自医生专业性建议。伦敦发生鼠疫后，医学界要求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清除各种污秽；建议民众重视卫生保健，节制饮食，并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疗病痛。为防止疫情扩散，不仅患者，而且其家人也被隔离；隔离期间，政府严禁人员探望；为防止他们出逃，政府派专人严密监控，任何人不得靠近；一旦有人员出逃，政府严惩不货。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