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公共卫生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到维多利亚中期，伦敦建设了完善的供水和排水系统，其他碱市紧跟伦敦的步伐，英国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西蒙爵士在给枢密院的报告中指出国家作用的扩大：“国家负责对疾病的治疗，免费治疗贫困导致的疾病，在紧急时刻会为感染传染疾之人提供有组织的医学帮助，免费为每个公民接种。”但随着英国公共卫生的发展，传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观点均受到挑战。19世纪40年代，议会通过一系列立法，授权卫生总署对水污染等问题采取措施，这就挑战了私营自来水公司的权力。1853年议会通过的《免疫法》规定天花免疫是义务性的，一些人认为这侵犯个人自由，侵犯了家庭的庇护权。不久出现的“反疫苗联盟”就是对抗政府强制接种的产物。

——摘编自赵秀荣《公共卫生领域需要“大政府”》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种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卫生工作的四项基本方针，即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1952年，中央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之后从省市到县乡，都设立了相应的分支机构，负责活动的执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期间，采取各种传播手段（如报纸、收音机、小册子、壁报、漫画、展览等），发动民众参与公共卫生建设，从清扫街道到灭杀害虫，成效明显。天花、霍乱等基本消除，寄生虫病发病率大幅度减少。国民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70岁左右，这段时期的中国基层医疗卫生被誉为世界典范。

——摘编自房连泉《新时代继续发扬爱国卫生运动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