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疫抗争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能辨别出伤寒、疟疾、痒疥疾等传染病，抗击传染病的措施也已出现，进而以“制天命而用之”的昂扬精神，鼓舞民众防治疫病的信心。疫情发生后，本着“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的思想，历代政府会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救灾措施。唐大和六年春，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流传疫疾，文宗责成地方官员亲自下乡送药，向老百姓传播防治疫病的知识。发生疫病后，历代政府均要求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如实。上报灾情，并且对上报灾情的时间和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

——摘编自邓铁涛《中国防疫史》等

材料二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面对各种严重流行的疫病，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加强领导，发动群众，配合生产，深入宣传，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1953年12月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新中国“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地方政府对于组织群众，说服教育以及各项防疫具体工作，均予以积极推动。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不懈努力下，成功的消灭或控制了各种疫病的流行和蔓延，为以后新中国的防疫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大大推动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

——摘编自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卫生防疫事业探析》

材料一 黑死病最初于138年在中亚一个小城中出现,到1348年,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都暴发了黑死病。据估计,在14世纪的100年中,黑死病在欧洲共夺去了2400多万欧洲人的生命,约占当时全欧洲人口的1/4。面对黑死病的肆虐,欧洲一些城市的市政当局,通过相关法律禁止集会以防瘟疫传播对丧葬进行规范管理,以杜绝病源扩散;强制对出入发生瘟疫的城市进行限制;加强基础卫生设施建设,重视对垃圾的处理,人们懂得了许多卫生习惯。

——据[美]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王旭东《世界瘟疫史》等

材料二 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开始抬头。

——薄伽丘《十日谈》

薄伽丘笔下的人物崇尚与大多数前辈不同的品质。他们不再热束于度诚、军事技艺,而认为智慧和灵活对成功来说是必要的。报酬和胜利属于那些活跃的或者自助的人。

——美国历史学者罗伯特戈特弗里德《黑死病:中世纪欧洲的自然和人类灾难》

材料   1913年，内务部将京城卫生陈列所直属部办，扩大规模，陈设近代卫生器械和图片、书籍等，供民众参观。1915年制定的《违警律》对水源、沟渠、饮食加工等进行规范；同年内务部颁布《文官高等考试令》，对公职人员的素质提出要求，待录人员应掌握病理、解割、药剂、化学等专门知识。同时颁布《管理药商章程》等。1916年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对鼠疫霍乱、白喉、天花等传染病的处理程序、责任主体、技术操作等做出规范，改变了传统医学关于传染病是瘴疠之气的看法。

——据深圳实验中学陈振宇老师硕士论文

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崇，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是具有传染性的。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在《温疫论》中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的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10年10月，中国东北爆发鼠疫疫情，日俄双方借机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12月，清政府指派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开展防治工作。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政府还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

1911年4月，清政府成功抵制了日俄的干涉，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讨论扑灭疫情的办法，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同时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陈雁：《20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一略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