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中国疫病多发，各级政府在与疫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医院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官药局。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地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采用了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的公共卫生模式，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传染病大规模的爆发、流行减少。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

材料一山西一地在明代276年间曾37次出现灾疫，且多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之后。疫灾常常与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同时发生，与饥荒并发的频率最高。战祸一起，疮痍满目，疫疠丛生。面对频发的灾疫，朝廷常常发布诏令减免税粮田租，也常发帑（钱财）赈济灾民，减缓灾情。在疫病流行时期，军营将士会食用特定草药预防疫病，并将患者与健康士兵隔离开来，以免扩大传染。地方官府常常采取施医送药的救疗手段，扩大救疗面。明代对疫病发生虽已有较为科学的认识，但仍然存在以天命解释灾难和疫病发生的情况，认为天意不可违，因而一些地方官也常采用斋戒祈祷的方法驱避疫气。一些深怀济世思想的医生不避疫气，不辞劳苦，施医送药。深受儒家爱民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也主动出资出力，救助于民。

——摘编自张丽芬《明代山西疫灾特点及救疗措施述略》

材料二14至17世纪中期，伦敦先后爆发过20多次大小瘟疫。面对最初的黑死病疫情，教皇亲自设计弥撒驱逐瘟疫，教会则通过教堂担负起医疗救治的责任。政府规定严禁暴尸街头，死者必须深埋；限制出入病疫区。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传染嫌疑的房屋及家具要通风熏蒸、曝晒消毒，并向民众普及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英王对疫病重灾区免除征税，同时发布公告严控伦敦城内的屠宰活动，禁止污血流入街道或泰晤士河。随着疫病的扩散，政府进一步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推进医疗的正规化进程，并新建或重建多家医院。城市也开始设置清道夫清扫街道。到了16世纪，关注公共健康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摘编自魏晨光《从黑死病反观14——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