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材料 疟疾是一个全球广泛关注且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自古以来，中国持续关注疟疾防治，取得了辉煌成就。

——摘编整理自余凤高《致命的亲吻：疟疾的历史》等

材料一   中世纪时，宗教医学是人们疗治病痛的主要途径。16至17世纪，瘟疫频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基督教会束手无策，神职人员纷纷死亡，民众对教会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产生怀疑。这时期医学界对疾病的认识已经向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病理观转变，建议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民众重视卫生保健，并以放血、催吐等疗法取代祈祷、观瞻圣物。政府则以医学隔离、清扫街道等手段进行防控，严禁举行相关祭祀活动。在地方政府和议会推动下，伊丽莎白女王授权枢密院编纂《政令大全》，加强对地方防疫的管理。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二   为应对西班牙流感等全球医疗和社会危机，1921年国联卫生组织成立。二战后，国际社会仍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如霍乱、鼠疫、黄热病等，亚非拉国家普遍缺乏基础医疗设施，无法有效应对，死亡率居高不下。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成立，标志着全球卫生与流行疾病控制的新时代，国际合作共识加深。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疫苗接种，处理贫穷与卫生问题，保障世界不同区域的基础医疗建设，传染病防治取得重大进展，死亡率逐步下降，之前曾威胁世界60%人口的天花基本被根除。

——摘编自[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