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列强之间的矛盾，战后争夺霸权的斗争仍日趋激烈。但是人民普遍厌战，和平主义运动由此兴起，加之俄国十月革命引发的革命浪潮，列强不得不打着和平的旗号，企图掩盖战争并准备扑灭革命风潮。1927年，法国外长白里安建议与美国缔结条约，主张用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美国政府照会法国，建议由美法两国向世界发出联合倡议，先由六个主要国家签署白里安提出的非战公约，然后由世界所有国家签署，由此，法国和美国的"双边"公约被改造为"多边"公约，从而美化了美国的国家形象。法国政府虽然不是很情愿，但是慑于美国的实力，不得已同意了美国凯洛格提出的方案。1928年8 月，《非战公约》签字仪式在法国举行。作为《非战公约》发起人之一的凯洛格承认公约"只有教育和道德的价值"。除了麻痹资产阶级和平运动者之外，《非战公约》并没有改变国际形势，也无力阻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摘编自刘德斌《国际关系史》等

2 . 材料   朱葆三，1848年出生于浙江定海。他十三岁时因父亲重病而致家中贫弱，不得已年仅十四岁时便到上海的五金店当学徒。他平日里勤奋工作、生活节俭、刻苦学习并逐渐掌握了经营管理理念知识，得到店主赏识，在十七岁时便任总账房和营业主任。1878年他自立门户，开了新裕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1895~1911年他又相继创办了保险公司、船厂、浙江银行、面粉厂、自来水公司、上海《新闻报》等，推动了上海金融市场的运转，促进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在十里洋行的上海，朱葆三在清朝官府、外国领事乃至当时还微不足道的革命党人中间均有朋友。在辛亥革命大潮中，朱葆三已逐渐觉察到清政府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打着幌子的骗局，因此他在不同程度上对革命党人的活动表示支持，并把变革的期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后退出政治舞台，先后创办和投资了中国红十字会、四明医院、上海孤儿院、尚义学校、同济医工学校。1926年夏，上海时疫流行，朱葆三创办于大世界附近的时疫医院病人骤增，经费短缺，为此他冒暑前往察看，顺道劝募捐款，终因年老，于9月2日在上海与世长辞。

——摘编自百度文库《近代中国百年历史人物传记之朱葆三》

材料 陶澍（1777—1839），湖南安化人，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著名的理财能手，曾经当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等属吏的协助下，他兴利除弊，政绩斐然。他大胆改河运为海运，在运河发生水患时，将当年的漕粮按时送到北京；他改革整顿两淮盐政，改引为票；他兴办全省河工，治理水害，大修水利。陶澍出身贫寒，“少负经世志”，也是当时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他和龚自珍、魏源、林则徐、贺长龄等人志同道合，敢于正视现实，关注民生，揭露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败，要求改革内政，严禁鸦片，加强军务，防御外敌，不愧为一代名臣。

——摘编自平湖月满《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

材料   咸同之际（1850——1875），是晚清财政体制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关税所入仅存虚名”，中央政府出于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起初被动默许地方自行筹措军饷，后来却主动督促各地督抚“无论何款，赶紧设法筹备”。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晚清政府也曾试图将下放的财权收归中央，却使得地方财权进一步扩展，终使财权下移之局呈不可逆转之势。各种洋务企业的开办，地方掌握和控制了新的财源一官业盈利，随着洋务局所的增加，所需人员增多，督抚的用人权也延续下来，以省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财税体系、军事体系、外交体系逐步形成，地方事权的扩展成为财权下移的一股推动力量。此外，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晚清财权的下移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摘编自蔡国斌《咸同变局与晚清财权下移》

材料 李善兰投身洋务派官僚集团，积极参与洋务新政中的学术活动，试图以此实现他的科学救国的理想。1861年秋，曾国藩在安庆筹建军械所，将李善兰“聘入戎幄，兼主书局”。李善兰一到安庆，就拿出因战乱初刊版已毁的《几何原本》等数学书籍。李善兰的科学著译，特别是他的数学著作，“仰承汉唐，荟中外，取精用宏，兼综条贯”。而他业余从事的诗、文创作，也是内容丰富、洋洋大观。李善兰生性豪迈，脱不羁，潜心科学，淡于利禄。曾国藩很赏识他，“屡欲列之荐牍，皆力辞”。他痛恨贪官污吏，在晚年所写的《陈君锡麟行状》中，表彰为官清廉、体恤民情者。晚年，他虽年授三品卿衔户部正郎、广东司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但从未离开过同文馆教学岗位，也没有中断过科学研究工作。在他去世前几个月，还在写新的数学著作《级数勾股》。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海山汗（元武宗，1281~1311年）对严重的财政危机的反应，不是根据他的下属官员的不断建议采取缩减开支和裁减冗官的政策，而是做了一个鲁莽的尝试：重建尚书省以增加税收。虽然中书省还应处理政府的主要事务，而尚书省只应负责与财政改革有关的各项政策、但是新建的尚书省很快就剥夺了中书省理财、用人和司法等最重要的权力，并被赋予更大范围的决定权。所有的行中书省都改名为行尚书省，尚书省的触角通过它们直达全国各地。总的说来，尚书省及其设计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早在忽必烈朝建立尚书省的尝试开始，已充分证明了这是不得人心的举动，并留下了高压和盘剥的公众印象。无论如何，此项改革并没有机会展现结果，因为它仅仅实行了16个月。

——摘编自崔瑞德《剑桥中国辽宋夏金元史》

材料   1898年10月6日，康有为在香港接受了当时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报》的采访。政治经验严重不足的康有为，在采访中对慈禧太后大加攻击，称慈禧只是个妃子，光绪帝已经认识到她不是自己真正的母亲，又称光绪帝对自己如何信任，夸大他本人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还称光绪帝已经给他密诏（实为康有为自己改窜或自拟的密诏），要让他去英国求救，恢复光绪帝的权力。采访文章在《中国邮报》和上海的《字林西报》刊出。彼时慈禧正有废帝之心，而朝中刘坤一等大臣为保全光绪帝正竭尽心力。康有为的一面之词，简直是火上浇油，慈禧据此可以认为光绪帝通过康有为与外国人勾结。这个采访，对正被羁押于北京的光绪帝极为不利。张之洞看到采访后，大为震怒，发电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海道蔡钧：“此报流传，为害甚烈。望飞速电嘱上海道，速与该报馆并领事切商，告以康有为断非端正忠爱之人，嘱其万勿再为传播……”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前后诸政事》

材料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军阀割据局面。段祺瑞把持的北洋军阀政府试图借参战之机，整军治武，统一中国……1917年2月3日美国在与德国绝交后，向中立国发出通知，希望它们能与美国采取同样步骤。一方面，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奉命怂恿北京政府追随美国行动。他向亲美的黎元洪表示，中国参战后，美国一定设法援助中国。另一方面，亲日派段祺瑞就中国参战问题征询日本人的意见，日本同意中国追随美国的态度。于是北洋军阀政府最后下定了参战决心。

——摘编自董继民、董俊霞《论一战外交与中国》

材料   谭鑫培，名金福，湖北省江夏县人。谭鑫培从小就跟他父亲学艺。他练功勤奋刻苦，白天黑夜，从不间断，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功夫。谭鑫培在艺术上之所以有很高成就，是因为他能不拘一格，博采众长，融会创造。他不故步自封，对京剧其他行当如青衣、老旦、花脸的唱腔，以至昆曲、梆子、大鼓、单弦的某些特长，都加以吸收运用。他不仅继承了前辈老生演员的一些拿手好戏，还通过自己的创造，丰富和发展了京剧老生的传统剧目。如《珠帘寨》中的李克用原是花脸扮演，谭鑫培将其改为老生后，《珠帘寨》反倒成为老生的传统剧目。由于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谭鑫培驰名南北，获得了“伶界大王”的称号。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宋孝宗时期（1127—1194年）的官员，宁肯担任朝中级别不高、事务清闲的官职，也不愿出任地方事务繁杂的守臣、监司，因而造成了地方官人员缺乏，而朝中人员冗滥，一味只求升迁而不注实效，在职位上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状况。为改变这种局面，宋孝宗积极着手对官员中的务虚之风进行调整和改革，将官员平时的实际才能和施政业绩作为官员升迁的依据。在要求官员勤于政事的同时，宋孝宗本人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他对地方上的兴修水利、农业生产等事都要亲自过问。同时，宋孝宗认为一国之君应该深知用人之道，在选拔人才时，也不能只看重人的学识，更应重视的是人才的道德修养和实际执政能力。这一用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使朝廷选拔人才数量增加，为国家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人员方面的保证。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会受制于时代的局限，宋孝宗加大用人力度，整顿吏风的目的，始终都贯穿着强化皇权的思想。

——摘编自褐华芳《宋孝宗的法律思想与法制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