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改革官僚机构是戊戌变法的重头戏。有学者认为封建王朝末期的改革之所以成效极其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治者用于发动改革的官僚队伍本身就是一支腐败之师。因此，封建王朝的历次改革都将精简机构与人员作为挽救王朝命运的措施之一，戊戌变法也不例外。甲午战后，光绪帝为奋发自强，命督抚廷臣保举人才以备调用，于是各方保举折片络绎不绝，然光绪帝尤对维新党人青睐有加，授予他们极高的品衔，有利于推动维新变法的同时，也使维新派陷入与老资格官员的尖锐对立之中。此外，光绪帝还对官僚机构以大刀阔斧之势进行改革。1898年6月，仅京师一地被裁撤衙门就达十余处，被裁的官员胥吏“将及万人”，以致“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地方督抚看到京师乱象后，其原本的观望态度变成敷衍，裁撤诏令在地方成为一纸空文。

——摘编自熊小欣《再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材料   庆历三年，仁宗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革新，剑锋所及直指北宋整个官僚集团，革新终极目标是“法制有立，纲纪再振”。范仲淹要求谏官提高自身的素质，要有坚守监察职责的道德，不惧权势，敢于牺牲；同时，希望朝廷能对谏官恩威并施，既要激励谏官与贪腐作斗争，又要防止谏官与不法臣僚勾结。此外，加强对官员的全面监察和考绩，对官员的监察上，多途并举，注重发挥台谏监察功能，对“诸道知州、同判，毫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堕而无政者，几皆可奏降”。鼓励官民上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加强对官员的监察。对官员的考绩作为官员监察的一个重要手段，范仲淹建议京朝官需要延长京官的勘磨年限，从而压缩京城中冗官的数量，提升了官员德、才素质，为北宋的政治舞台吹进了一丝奋进的微风。

——摘编自杨永亮《范仲淹政治变革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