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547年伊凡四世执政时，国家权力分散，阶级矛盾尖锐。他在“重臣拉达”辅助下，颁布新法典，强化司法机关，吸收城市居民参加审判，规定中小贵族受国家法律保护，但没有限制波雅尔（封建大贵族）土地所有制。中央设立衙门制度，衙门虽然由波雅尔担任，实际掌权人由军事服役人员遴选，逐渐形成宫廷服役人员集团。地方机构改革主要推行地方自治，废除食邑制度，从各地封建贵族、商人、手工业者和国有农民中选举的“地方司法税务官”，对中央政府负责。随着改革的深入，波雅尔分裂势力达到与中夫分庭抗礼的地步，“重臣拉达”权力也日益加强。伊凡四世解散了“重臣拉达”，全国实行“特辖制”，对波雅尔实行恐怖统治。伊凡四世也因其雷厉手段被称为“伊凡雷

——摘编自何红《俄国伊凡四世改革研究》

材料   张瑞图（1570—1641），福建晋江人，大学士，明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作品丰富，艺术成就被广为传颂。其书法作品也以各种形式被保存并流传开来，包括张瑞图题写的摩崖石刻、庙堂匾额、功德碑、墓志铭、纸卷诗轴、法帖等。其创作的《永春李二有道先生合祠功德碑》《晋澄李先生生祠记》《再借亭》三方碑刻作品，主题皆是歌颂乡贤名宦为官清廉、为民行德政，楷书表现尤为端庄，落落大方；他创作《卫民祠碑》是为了表达对忠烈义薄云天的扼腕痛惜，通过作品表达内心的情感，表现人格的力量，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清秦祖永《桐阴论画》云：“瑞图书法奇逸，钟王（钟繇、王羲之，魏晋时期书法家）之外，另辟蹊径。”在泉州所见张瑞图题写的碑刻匾额多“以行为楷”，其大字碑取法纵势，姿态挺拔峻峭，如生龙动蛇，美轮美奂。小字碑取法横势，显得飘逸洒脱，具有轻松自如的意趣。

——摘编自刘昭斌《明代书法家张瑞图书丹碑刻集萃》

材料   1918年春，英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对敌攻心宣传的组织指挥机关——“对敌宣传司”。英国报业巨头北岩勋爵临危受命，担任“对敌宣传司”司长一职。北岩勋爵认为，战争宣传应以敌国民众为主，以当权者为辅，用大谎言欺骗敌人，以粉碎其斗志。在北岩勋爵的不懈努力下，协约国军总司令不但解除了空投传单的禁令，还授权他有计划地实施了对敌传单心理战。北岩勋爵以传单、报纸和小册子为武器，向德军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纸弹”攻势。资料显示，整个战争后期英国人向德军前线投送了共计1830万份的传单，总耗资高达7万英镑。这些传单极尽离间和煽动之能事，甚至传播谣言，对德国军民进行谆谆诱导，加速了德国的崩溃。有人对此高度评价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战线上，英国的表现是最为成功的。”

——摘编自楚云、蔡静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传单心理战》

材料   1943年9月30日，日本御前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审议通过设定“绝对国防圈”的第二个战争指导大纲，提出的方针

（一）帝国以在今明年内决出战局大势为目标，继续粉碎美英等敌国的进攻企图，迅速确立必胜的战略态势，同时迅速增强决胜战力，特别是航空战力，并主动进行对美英的作战。（二）帝国须进一步密切同德国的合作，为完成这场共同的战争而迈进，同时主动谋求对苏关系的好转。（三）迅速确立国内决战态势，同时进一步加强大东亚的团结。

大纲的要点还有：（一）排除万难，大致以1944年中期为目标确立对付美英进攻的战略态势，随时捕捉并粉碎敌人的反攻力量。为遂行帝国战争，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方面将应绝对确保的重要区域（包括千岛、小笠原、内南洋（中西部）及新几内亚西部、巽他、缅甸）作为圈域。战争期间，自始至终要确保圈域内的海上交通。（二）努力避免日苏战争，积极改善日苏邦交，同时抓住机会调解德苏关系。（三）继续不断地对重庆施加压力，特别要扼制从中国大陆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或对海上交通的妨碍，并伺机迅速解决中国问题。

——据《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的战争指导大纲》

材料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同治进士，授编修，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四川学政。与宝廷、陈宝琛、张佩纶纠弹时政，号为清流。光绪七年（1881）授山西巡抚。十年升两广总督。中法战争中起用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曾设广东水陆师学堂、矿务局，立广雅书院，以图自强。十五年调湖广总督，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创办两湖书院，筹办芦汉铁路。中日甲午战争时代任两江总督兼江宁将军，巡阅江防，购新式炮，筑西式炮台，编练江南自强军，广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学堂，主张改革科举。反对《马关条约》的签订。二十一年列名北京、上海强学会，后授意查禁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回任湖广总督。二十四年在《劝学篇》中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义和团运动时期，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倡“东南互保”，镇压反洋教斗争及自立军起义。二十七年与刘坤一上变法三疏多被采纳。次年充督办商务大臣、署两江总督。二十九年任经济特科阅卷大臣，厘定大学堂章程。三十二年晋协办大学士，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

——摘编自郑天挺，荣孟源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

材料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在旧式学堂接受启蒙。1914年，陶行知赴美留学；1917年归国，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在陶行知等人的努力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不久，仅南京一地就出现了126所平民学校。他还组织编写了《平民千字课》，编辑出版了《平民丛书》《平民周刊》等。1927年3月，陶行知等人在南京北郊创办晓庄学校，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办学思想。1928年8月，晓庄学校已有8所中心小学、6所中心幼稚园、3所民众学校等。1936年年初，陶行知被推为“国难教育社”社长。1939年7月，在重庆附近创办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1944年10月，陶行知提出“（育才）校务会议是民主教育之组织……是为民主的学习而会议”。1946年7月，陶行知因病逝世。毛泽东写下挽联：“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摘编自《先生》（纪录片）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材料   “禄胥吏”是“熙宁新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仓法关联配套，在加俸养廉的同时，对贪渎的行为进行打击控制。在神宗朝之前，胥吏中多数毫无俸禄可言。王安石指出，在旧的财政体系中，大量管理成本和注意力被用于“生事以取赂养吏人”，这样不但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产生大量无益全局，却方便胥吏从中牟利的事务，使信息壅蔽、事项丛脞，反而妨碍机务。另一方面，又会出现“近则太详，远则太略”的弊端，因为远事无利可图，而近事却方便套取贿赂。决定对仓库管理及诸司吏员公人增加薪俸，而约之以严刑峻法：“乞取有少多，致罪当有轻重。今一钱以上，论以一法，恐未善。又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宜岁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在京应千仓界人如因仓事取受粮纲及请人钱物，并诸司公人取受应千仓界并粮纲钱物总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过致并与者，减首罪二等。若许赃未受，其取与过致人，各减本罪一等。已上人，仍亦许陈首免罪、给赏。”

——摘编自雷博俞菁慧《北宋熙丰时期养育与约束并重的吏治体系改革》

材料   顾炎武，世称“亭林先生”，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一生以关心民生、救民于水火的儒者风范立身行事，奉行“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准则。他贯通古今，多结合近世国情，论史谈政，“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多次讲到“信史”的问题，认为撰史，要“信则书之，疑则阙之”。他引用宋人刘器之的话说：“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论证问题时，引用资料非常丰富，“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评论：“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清代考据学者普遍推崇顾炎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更盛赞顾炎武“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摘编自周文玖《顾炎武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思想》

材料 戊戌变法作为应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救亡图存”之策，突破此前只重视“技艺”层面的片面改革，在内政上取范于明治维新，在外交上主张“联合英日”，引起了日本的广泛关注。日本起初对戊戌变法普遍抱有欢迎、赞同态度，尤其对中国在科举、教育等领域引进西方思想与学艺进行了积极评价，除基于本国维新经验同情中国改革外，日本还考虑到当时自身的军备与经济实力尚不充足，中国作为近邻一旦被欧美列强瓜分，日本难免“唇亡齿寒”。中国改革不仅以日为范，且以其为合作对象，对日本而言正是借机实现其东亚盟主之迷梦的时机。日本企图通过支持变法派，驱逐俄国在华势力，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创造机会。

——摘编自王美平《日本对戊戌变法的认知、态度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