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冷战时期，联合国展示其能力的机会相对较少。但海湾战争之后，联合国的任务突然成倍增加，联合国推动安理会成员尽可能达成共识而对外呈现出“和睦相处”的局面，这一时期否决票都很少见到。从1988年1月到1992年12月，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达到14次，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前所未有。与之同时，联合国在发展领域取得的进展也是空前的，一种强调多层次合作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机制在联合国初步形成。尽管冷战结束后的联合国作为一个由世界民族国家共同组成的国际组织，会员国的广泛化带来了利益和价值观的多样化，让美国对其控制往往力不从心，但联合国依然面临困境，联合国维持和平和执法职能混合，缺乏当事各方的充分同意，主要会员国承诺有限，尤其是在索马里和波斯尼亚局势变得艰难的时候，国际社会的期望显然超过了联合国的能力。在现实中，国际组织不可能对霸权国施加足够的压力。

——摘编自王煜《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联合国政策探析》

2 . 材料   程懋筠（1900—1957），江西新建人，天资聪颖，自幼谙熟国学，尤其热衷京剧、古典文学。1918年，留学日本，在东京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和声乐。1926年，回国后在江西省立师范学校、南昌一中等学校教授音乐。1928年，其应征作品被选为党歌。1937年，正式确定为中华民国国歌。1933年，在南昌创办“音教会”，担任主任委员，组建合唱团，公开演出，号召民众团结抗日。1933年4月，创办《音乐教育》月刊，面向中小学教师，普及音乐知识，解决音乐教育中的实际问题。抗战期间，组建“抗敌歌咏话剧团”等，发表抗日救亡作品，报道全国各地的救亡活动。此外，程懋筠先生还谱写了《中央大学校歌》《正气中学校歌》等众多校歌，1957年，病逝于南昌。

——摘编自何卓《程懋筠中国近代音乐之历史贡献研究》

3 . 材料   甲午战争失利，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转折点。相较于“专用西法”的日本军事的飞速发展而言，中国无疑已经落后了。迫于内外压力，1901年光绪帝下诏宣布：“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已久……著即一律令永远停止。”张之洞主张通过仿效开办军事学堂，大量培养中下级军官，鼓舞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与此同时，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编练新式陆军之际，兴办起一系列随营武备学堂。这一时期的军事学堂结束了以往各自为政、混乱不堪的局面，军事教育开始走向正规化、制度化。为了统一各学堂的学制和教学，清廷开始着手建立军事教育管理机构及军事教育体系。为了满足新军扩编对新型军事人才的需要，清政府广泛设立新式军事学堂，并积极派遣留学生赴外学习。辛亥革命前，军人的文化知识和军事教育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军人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经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

——摘编自甘少杰《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现代化研究（1840—1927）》

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国基本上是处于英、俄、美、法、德、日六大强国的联合控制之下。大战的爆发，则使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力量对比和争夺权益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成了亚洲唯一强大的力量，一定程度摆脱了欧美列强的牵制和竞争。

当时统治中国的袁世凯政府虽已控制了全国多数省区，但根基并不巩固。欧战爆发之初，为逃避日本的侵略，袁政府也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始而宣布局外中立；继而提议限制战区；又曾秘密同德国谈判收回胶澳；后来还与虎谋皮，要求中日共同出兵攻打胶州。但这些努力，由于得不到其它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在日本的威胁利诱之下，无不被迫撤回原议。

1914年10月31日开始，日本及英国共同攻打当时由德国控制的青岛，至11月7日结束。日本获胜，占领青岛。

——摘自黄尊严《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动因新探》

材料   马君武（1881年7月17日－1940年8月1日），出生于广西桂林，是中国近代获得德国工学博士第一人，政治活动家、教育家。马君武少年时深受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影响，认为非精研西学，不足以致中国于富强。1899年，他考入广西体用学堂，开始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文化。1902年，马君武留日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参与组建中国同盟会，成为《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后参加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马君武一向主张创新，反对拟古，写了大量鼓吹新学思潮和爱国主义的诗，多收入《马君武诗集》中。1924年，马君武开始淡出政坛，精力逐步投入教育事业。1927年初，马君武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之邀，在梧州创办广西大学，开广西高等教育的先河。马君武提倡西方科学教育，为了弥补国内科学技术缺陷，广西大学开办了许多国内稀缺专业，机械系、电机系、土木、农学等师资教学力量雄厚。马君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起被时人誉为“北蔡南马”。

——摘编自周川《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等

材料   英法对德宣战后，按兵不动，坐视波兰的灭亡。从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西线无战事”，这种奇特的现象被称作“静坐战争”“假战争”或“奇怪战争”。德国入侵波兰后，在西线与法英对峙的德军开始只有23个师，而法军则超过80个师。法军本可以进攻萨尔这个重要的德国工业中心，但从9月12日起法军奉命停止了行动。英国则到10月11日波兰战争结束3个月以后，才派了4个师到法国去。法、英统治阶级和高级将领畏战情绪严重，不敢与德军正面冲突，而妄想用经济封锁的办法扼制敌人、最终取得胜利。法国军事思想落后，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一味依赖马奇诺防线。法军无仗可打，政府和最高统帅部为了防止军心涣散，在前方军营建立了娱乐中心，举办体育活动、演剧、放电影，增加酒类配给，总理甚至分发给部队1万个足球，以“鼓励士气”。但这种僵持状态是不可能持久的。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卷》

材料   李光地（1642-1718），福建泉州安溪县人，是康熙朝的重要辅臣。耿精忠公开叛乱后，李光地密上《蜡丸疏》，向朝廷献破敌平叛之策。李光地还力排众议，建议康熙帝抓住有利时机，出兵统一台湾。康熙帝亲政后，李光地作为重要辅臣，积极进言献策，并在康熙帝的支持下付诸实践。李光地把禁革卖官与整饬科场看作防止吏治腐败的两件大事，在他的坚持下，卖官、科场舞弊等问题得到了积极解决。李光地力主废除满族特权，实行满汉法律平等。此外，他制定的“轮蠲法”得到采纳，成为康熙朝息养生民的重要措施。李光地任直隶巡抚期间，负责治理子牙河和永定河水患，取得成功，且所采取的以疏导浚深河道为主的经验，被推广于黄河和淮河治理。李光地受命编纂《朱子全书》《御纂性理精义》等书，既是清政府维系社会人心的工具，亦促进了满族汉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延续。

——摘编自苏黎明、林华东《全球视野下的李光地研究》

材料 周其鉴（1893—1928），广东广宁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广东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周其鉴等在广州开办“爱群通讯社”，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党的领导和周其鉴等的努力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新学生社”相继成立，团结教育了广大青年。1924年4月，周其鉴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回广宁开展农民运动，对地主豪绅的反革命活动采取了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革命措施，先后取得了潭布之战和螺岗大捷。他奉命组织广东农军并任副总指挥，后又奉命率农军北上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率农军从湖北转战江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党又派周其鉴重返北江流域领导农民坚持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1月，在清远牺牲。

——摘编自元邦建《周其鉴与广宁农民运动》

材料 曾级泽，清代著名外交家。自幼受严格教育，其父曾国藩更是着意于培养他勤劳、勇敢、爱民、忠君、果断、坚毅的品质。年少时，在同文馆中系统学习《万国公法》和《公法千章》，并积极主动了解西方。曾任清政府英法俄三国公使。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俄国却迟迟不愿归还伊犁地区，曾纪泽采取了据理力争的连环外交，清政府于1881年收回伊犁地区。1883年，曾纪泽受命与英国谈判关于“洋药税厘并征”事宜，他的努力让英国人折服，达到了洋药税厘并征之目的，为日后禁止鸦片提供了法理基础。中法战争爆发后，曾纪泽不断抗议法国政府的挑衅，提出“法人谋据安南”的正确论断，指出清廷抱着柔、忍、让的态度是错误的，主张“坚决不让”，应对侵略者予以重击。刘永福、冯子材等人支持认可，取得镇南关大捷等胜利。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是晚清外交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张南侠《浅析曾纪泽外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