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
材料一 以中国历史而言，秦汉是充实内部的时期，我曾称其特色为“厚”,隋唐却是开放扩张的时期，其特色是“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秦汉和隋唐当得起“天下帝国”的地位，因为在这两个重要的时期里，中国是开放的，而且是发展的。
——节选自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材料二 无论在民族、疆域还是认同上，这个“华夏/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很庞杂和包容，你可以称之为“天下帝国”,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共同体”……一方面，现代国家不能再是“天下帝国”,它不能不限定领土、族群和国民，汉唐时代那种“包容和弹性”的天下秩序只是光荣的历史记忆，而无法成为现代国际认可的准则；另一方面，悠久和荣耀的历史记忆，又使得现代中国历史学者，理性上虽然超越“华”、“夷”,追慕包容性的天下帝国，但感情上会不自觉地区别“内”、“外”,以汉族中国为“我者”来叙述“华夏/中国”。
——摘编自葛兆光《说中国》·解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秦汉时期特色为“厚”，隋唐时期特色为“大”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华夏/中国”概念的认识。
材料一 西周的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阖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这种观念主要体现为“诸族同源”，它有横向和纵向两种维度的考量：从横向关联的角度上说，是华夏与夷、蛮、戎、狄同源；从纵向历程角度上说，是三皇、五帝、虞夏商周一脉承袭、同根共体。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它从侧面也反映了边城范阳（安史叛军大本营）之地位的不断提升，即范阳作为横跨“华夷”政治中心地位的开始显赫，最终依次作为契丹一辽帝国的副都南京、女真金帝国的首都中都、蒙古世界帝国的首都大都。换一句话说，它意味着这不平凡的六百年孕育并实现了“中华”从“小中国”（这个“小中国”在盛唐时期曾膨胀到它的极限）变型为“大中国”的“一次漂亮的转身”。此种“变身”初见端倪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华的框架是在13到14世纪的蒙古时代一下子扩大起来的"，此后的清朝将此种"框架"发展到了新的高峰；正是这样一个崭新的建国框架，才真正把中华引上了通向“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
——摘编自（日）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夏金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制度和战争两个方面分别说明其与中华各族"一体同源"观念形成的关系。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辽、西夏、金、元四个民族政权为“大中国"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黄帝被推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史记》以《黄帝本纪》为中国历史的开篇。司马迁还以“万系一宗”来叙说民族关系，认为汉人与诸多民族均是同根同源。历代祭祀黄帝之举，史不绝书。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往往自称为黄帝后裔。对黄帝的崇拜，使中华文明在多元发展的同时，一以贯之地保持了连续性。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等
材料二 以下图片是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在黄帝陵的题字（词）碑
（注：毛泽东祭文是为国共两党同祭黄帝而作，部分内容为“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蒋介石题字“黄帝陵”：邓小平题字“炎黄子孙”。）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全球华人有规模地“重返黄帝陵”寻根祭祖，前来拜祭黄帝陵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已逾百万人次。……20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中，一些卓有成就的华人华侨频繁回国投资、讲学，为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积极献计献策。
——摘编自苏征社《试论邓小平侨务思想的实践意义》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黄帝文化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祭祀黄帝的背景和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黄帝”这一文化符号在今天的现实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