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引起学术文化发生巨大变动，官学衰败，民间私学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代司马谈评价各学派时提道：“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在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各家学说各有侧重，有侧重于道德政治学说的，如儒家、墨家；有侧重于政治、军事之实事的，如法家、纵横家；有侧重于明辩逻辑的，如名家；道家主张“无为”，但其中心要义也还是“为治”。即使是哲学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也都是固绕着“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心。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来自民间，以道家思想为主，整合了阴阳、儒、法等各家，但它只是社会普遍认可的思潮，没有被官方确立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形态。到汉武帝继位后，在董仲舒等儒家信徒的辅助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初步确立了儒家官学的地位，同时也奠定了其后几千年儒家学说独尊的地位。当然被独尊的儒学，并不仅仅是先秦儒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在融合先秦诸子学说的基础上，顺应现实而做出的思想重大发展。

——摘编自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材料一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主要活动

宋明理学的发展

材料二   近代中国对民主理论的探究

——以上摘编自王永奉李卿《历史地图册·选择性必修3文化交流与传播》

材料一:教化一词意指中国传统儒家所提倡的政教风化和教育感化。传统教化不同于当代道德教育,其作为法律中重要的一部分,源生于道德,升华于法律,在通过法律控制社会秩序的古代起到重要的作用。法律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之中，从社会法学派的角度，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法律的本质代表着所在社会的本质。然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孔子关于教化法思想的学说创立于春秋时代,却成就于中国的千秋万代。反观这一现象,可看出孔子的教化法思想不仅代表了春秋时代的社会属性,更反映了人类社会共存的本质规律。

——摘编自乔冠文《孔子教化的法思想价值探析》

材料二:由于外族的入侵和自身的腐朽堕落，罗马帝国后期国力极其衰落,帝国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也开始违背其制定的法律。这时,教会经常起到维护法律的作用。

在教会里,主教和信徒极力提倡法律的权威，主张法律权威高于国王的权威,国王应服从于法律。“权力服从法律”的思想体现了基督教对法律的极度重视。为了保持教会的独立,就必须限制国王的权力，法律理成章地成为规约王权最有效且最有力的“杀手铜”。

随着日耳曼族的大举入侵,当他们用野蛮的手段毁灭古罗马文明的时候,基督教会则以一个捍卫者的身份出现，把残留的古罗马法治思想的火种保留了下来。罗素说:“公元6世纪及以后几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导致了文明的普遍衰落,在这期间,古罗马所残留的一些文化主要借教会得以保存....教会的诸组织创造了一种稳固的体制,后来,使学术和文化在其中得到复兴。”正是这些罗马法及其法治理念的保留,才有了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和人们对法律和正义的不断呼声。

——摘编自靳浩辉《儒家的礼治传统与基督教的法治传统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