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的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
一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进程》
材料二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百家争鸣产生的历史背景。并指出古代中国的百家争鸣承担的历史使命。
(2)材料二中“新儒学”是指哪一思想体系?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思想体系具有哪些积极影响?
(3)三大思想家为儒学注入了时代气息,分析这些“时代气息”出现的背景?
A.笼络知识分子 | B.兼收并蓄,传播诸子思想 |
C.壮大自身势力 | D.称霸诸侯,积蓄统一力量 |
材料一 战争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特别是战国时期,天下大乱,不但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所有一切旧的“纳民于轨物”的东西都失去了约束力。……在参加争鸣的诸子百家中,没有谁不提出一套社会改革方案的。经过百家争鸣,宗教、哲学、政治、伦理学说真正达到了结构化、体系化。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社会政治理论家,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无法逃避他们的时代使命。……百家争鸣,代表着成熟形态的中国文化的源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世纪!
——《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世纪—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材料二 对古代希腊人来说,人是城邦的动物。城邦个体公民的福祉取决于城邦的兴衰,城邦的兴衰取决于道德的兴衰,道德的兴衰取决于城邦公民灵魂之善恶。因此,希腊人文主义者全部激情的焦点在于对灵魂的塑造、对心灵的关切以及培养人的理性的高贵,以实现理性基础上的个人与自身、个人与城邦、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状态。古典人文主义的初衷是解决雅典城邦危机,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它确立了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原则,创立了一种理性精神的美。这种普遍性原则使希腊人文精神不仅属于希腊民族,而且成为了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持续。
——黄伊梅《希腊古典人文主义的内涵与特质》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古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古希腊人文主义思想出现不同特点的原因。
A.学术气氛空前浓厚 | B.诸子百家相互诘难 |
C.养士之风极为盛行 | D.学术适应政治需要 |
材料一 “……若使天下兼相爱,非相攻……视人之宝若其宝,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视人之家若其家,谁乱?视人之国若其国,谁攻?”
材料二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材料三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美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
材料四 “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故曰世异则事异。”
请回答:
(1)根据所学知识回答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原因有哪些?
(2)分别概括四则材料的观点,并说出其各自所代表的是哪一学派?
A.“家国一体”观念已初步形成 | B.各诸侯国对统治正当性的争夺 |
C.楚文化与中原仍有根本冲突 | D.百家争鸣存在瓦解共识的危害 |
A.社会变革推动百家争鸣产生 | B.诸子百家的主张一致 |
C.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开始出现 | D.诸子都认同民本思想 |
A.推动了国家统一的步伐 | B.导致了诸侯国制定重农抑商政策 |
C.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 | D.奠定了社会思想活跃的社会基础 |
A.开始了哲学本源的探讨 | B.社会转型更为剧烈 |
C.周天子权威进一步削弱 | D.战争规模影响更大 |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文教事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而变革。受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教育逐渐走向没落。流散在四方的王官为了养家糊口,只有出卖知识。而没落的贵族子弟、新涌出来的新兴地主分子和挣脱枷锁的自由民,又迫切需要学习文化知识。二者的结合加速了“学在四夷”格局的形成。此外,儒、墨、道、法等学派思想家为宣传学说,也纷纷聚徒讲学。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教发展史上第一次质的飞跃,其重大意义不可低估。
——摘编自张传燧朱璋龙《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四次重大变革及其启示》
材料二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后又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标志着太学教育的正式开始。此后西汉诸帝继续推行太学教育,至成帝末年,太学生员一度增加到三千人。因博士数量及博士弟子员数额有限,私授儒学的现象在汉代也是蔚然成风绝大多数的授业者都会被朝廷或地方官府延请聘用。此外,很多经学出身的官员退隐后,也会把教授儒学作为自己闲居生活的一部分。正如阎步克说:“汉代民间私学之地位并不低于太学。”
——摘编自孙立涛《汉代儒学教育模式与儒生成长之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文教发展的特点,并简述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较于春秋战国时期,汉代文教事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