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山西浑源李村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发现的春秋后期晋墓出土有牛尊，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牛鼻上有鼻环。

材料二：春秋时期共主衰微，王命不行，战国时期“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据许倬云统计，春秋时期，就《左传》记载，共计大小战役1200余次，和平期间78年；战国时期，共计战役460余次，和平期间89年

材料三：就百亩之田而言，《周礼》云，“上地，家七人”，但至战国之初，却成为“上农夫食九人”（《孟子·万章下》），土地生产力增加，人口也大幅度增加。

传统治国方略凝聚着中西方古代哲人的政治智慧，它为现代人留下了诸多思考和启迪。

材料一   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提倡德治。德治要求道德极为高尚的“圣人”治理国家，达到“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目标。孟子也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推行道德教化，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生活。与孔孟相比，荀子虽然更多关注人性中恶的一面，但他认为可以利用礼义教化和法律来改变人的恶性。韩非子则认为“好利恶害，人之情也”，因此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材料二   柏拉图早年把人的天赋善性看成政治的基础。主张靠“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哲学王推行贤人政治来维护城邦制度，将“最高尚、最公正的东西”施于公民。从人性自私论出发，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因为法治一方面可以抑制人的性恶，另一方面又能促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因为法律的精神是“善”的，即法律应是合乎正义的。政治团体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至善，其采取的途径主要是靠法治，其次是教育。在城邦中，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因此，只有以他们为基础建立的政体才是符合“中庸之道”的最好的政体。

——均摘编自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材料三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

——清·顾炎武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材料一   先秦的士在我国古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是非常活跃、占有一定历史地位的阶层。西周的士，作为下级奴隶主，也要按血缘亲疏来区别大宗、小宗；当时不仅“士食田”“士竞于教”，而且（士）“大抵皆有职之人矣”，其职责包括“传言”和主察狱讼之事等。

——摘编自詹子庆《先秦士阶层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战国初期，士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此时的“士”已与出身无关，他们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智慧和才能。战国以前的士受“六艺”教育，文武并重，而战国时期的士基本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是比较单纯的文士。他们已经脱离了分封等级制的束缚，能够自由流动。……很多国家出现了“布衣卿相”，国君礼贤下士，并不计较出身。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奔走于各国，成为各国官僚队伍的后备队。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