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引起学术文化发生巨大变动，官学衰败，民间私学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代司马谈评价各学派时提道：“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在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各家学说各有侧重，有侧重于道德政治学说的，如儒家、墨家；有侧重于政治、军事之实事的，如法家、纵横家；有侧重于明辩逻辑的，如名家；道家主张“无为”，但其中心要义也还是“为治”。即使是哲学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也都是固绕着“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心。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来自民间，以道家思想为主，整合了阴阳、儒、法等各家，但它只是社会普遍认可的思潮，没有被官方确立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形态。到汉武帝继位后，在董仲舒等儒家信徒的辅助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初步确立了儒家官学的地位，同时也奠定了其后几千年儒家学说独尊的地位。当然被独尊的儒学，并不仅仅是先秦儒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在融合先秦诸子学说的基础上，顺应现实而做出的思想重大发展。

——摘编自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

材料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到战国时期，社会上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道、墨、法、阴阳、兵、纵横家等，各派各家都广收门徒、著书立说，各自提出对政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看法，彼此论战辩驳，又相互影响。使思想学术领域出现空前繁荣景象。

——朱绍侯、齐涛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