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夷狄不可为帝王”是自先秦至魏晋华夏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正朔、明法统，开少数民族统治者论证自身正统性的历史先河。匈奴人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为理由反晋，并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不久称帝。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担心因东晋政权的存在而“书轨不一”，自己的正统地位得不到天下人的承认。对此，徐光劝慰说：“陛下既苞（包）括二都（即占据长安和洛阳），为（就是）中国帝王。”淝水战前苻坚在阐述攻打东晋的理由时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少数民族政权排定自己的五行历运，后赵承晋，为水德，前秦与前燕承赵，为木德，后秦承前秦，为火德，北魏建国时承秦，为土德。

——摘编自邓通《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等

材料二   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历史，就是对前朝具有正统性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承认。元朝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围绕着纂修义例，即辽、宋、金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一派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另一派则主张独尊宋为正统。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下《修三史诏》，指出辽、宋、金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两年后，修史工作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宋史》《金史》。这一撰史原则无疑更加符合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历史。

——摘编自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材料   王猛在辅佐前秦的过程中，不仅严明法纪，严厉打击中央权贵、地方豪强，而且还亲自领军打仗、东征西讨，为前秦扩张土地，为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通过积极兴修水利、减租减息、修建梯田、改造盐碱地等措施鼓励农民耕作，保障了前秦的后勤储备。除此，王猛“整齐风俗，渐兴学校”，提倡儒学，以教化为本。前秦亦是设中央太学，建立各级地方学校，实践“以礼治国”的思想。王猛还重视人才的选拔，凡是有“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皆委以任用，如房旷、房默兄、韩胤、阳瑶等人皆是有才之人，都被王猛力荐为官。在一大批的人才之中，不但有汉族、氐族之人，亦有鲜卑、羌族等人。

——摘编自王新文《论王猛治国思想的特色》

材料一   南凉官员祠部郎中史暠对曰：“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善之。

---摘编自《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知》

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缗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至于选举，铨为首格。

—摘编自《晋书·石季龙载记》

东晋太兴二年(319年)，勒伪称赵王…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

—摘编自《晋书·石勒载记》

材料二   唐太宗对那些已被打败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贵族及平民，放弃了一味残酷镇压掠夺财货，使之沦为奴婢的传统民族压迫方式。他做出了超越前人的业绩，能够以较平等的态度对待各族，加以安置。唐太宗也从隋亡的历史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建立了大量的“羁縻府州”，具体办法是以各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子孙世袭、在本国内有自主权，对唐有朝贡及出兵助战的义务，谓之“羁縻州”，又在其间设了都护府，成为边庭与唐中间的纽带，代表唐行使主权，管理边防、行政及各族事务。 这样既不失之控制，又有一些“自治”的权力。 唐政权与北部少数民族政权间开辟了“参天可汗道”，这条大驿道的开通，无疑为各族带来了大大的便利，极大裨益于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摘编自高守成《试析唐太宗的民族政策》

朝阳古称“龙城”，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的交汇地，见证了中原文明和游牧民族文化的融合。

材料一   公元407年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在朝阳建立北燕政权，其延用具有汉文化色彩的国号“燕”。在已发掘的北燕王室冯素弗墓葬中，出土的铜质鎏金官印及墓表上均刻汉字。墓中的铁甲片样式具有明显中原风格，其中出土的饰品如鎏金铜带钩和步摇饰，亦有明显的汉文化色彩。历史上著名的女性政治家、改革家北魏冯太后即出身于北燕王室冯氏家族，受家族的汉化影响，冯太后汉文化修养相当精深，为其日后领导北魏的汉化改革打下基础，并影响了北魏孝文帝改革。

432年北魏攻灭北燕并火烧龙城。后冯太后从北燕宫殿废墟上搬来础石做基石，于北燕宫城南门旧址建“思燕佛图”木塔，即朝阳北塔，来纪念其祖父北燕王冯弘以及弘扬佛法。北塔的础石吸收了前朝各民族的风格，又在此基础上融入了北魏的民族特色。

材料二   隋朝重修朝阳北塔，新塔具有明显隋代特色。唐朝在塔上增加了精美的彩绘，北塔成为隋唐时期朝阳地区民族融合的缩影。唐代营州治所设在朝阳，管辖今辽西地区，营州境内设置18个羁縻州安置内附少数民族，对维护边疆稳定起到重要作用。营州是东北诸族与中原往来的交通枢纽，唐朝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由此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少数民族的异域文化也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文化。营州境内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使民族间经济往来密切。“互市牙郎”遂应之而生，安禄山、史思明皆因懂蕃语而在营州出任互市牙郎，此外，平定安史之乱的李光弼，和渤海郡王大祚荣都出身于营州地区。

材料一曹操借鉴了汉代西域屯田的成功经验，于公元196年实行《置屯田令》。屯田采用军事化组织形式，主要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形式。民屯的劳动力主要来自流民，军屯的劳动力自然为军人。曹魏的屯田制主要目的是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生产充足的军粮，保证战争的需求。早期屯田是曹操应付北方地区统一战争的事业的一部分。司马氏掌握政权后，出于对屯田兵的担忧，最终废弃屯田。北魏太和年间，中国北方地区已经统一，但社会重新基本安定以后，流民返回故里时却发现土地已被别人占据。同时，在长时间的战乱里形成的坞堡（一种民间防卫性建筑，大约形成王莽天凤年间，当时北方大饥，社会动荡不安。富豪之家为求自保，纷纷构筑坞堡营壁）组织遍布北方地区，不仅占有大量耕地，而且隐匿户口，侵夺税利，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北魏实行均田制，一是为了将流动人口与荒芜土地对应起来，二是为了限制、消解战争中逐渐壮大起来的坞堡经济。

——摘编自宋文杰《北魏均田制与曹魏屯田制关系探讨》

材料二均田制的分配原则是按人口均等分配土地，农民在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自由耕种，过着典型的小农经济生活。农民以向国家交付租调，体现着他们与封建国家的隶属关系。自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以后，均田制度相继为东西魏、北齐、北周及隋唐等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所采用，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两税法实施，均田制才退出历史舞台。均田制播扬海外，日本的班田、朝鲜的丁田，无不受其影响。这种封建土地制度是在拓跋族入主中原后出现的，它必然与拓跋族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关，也与当时北部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密切相联。

——摘编自薛振《论北魏均田制产生的社会原因》

材料一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强调的是大一统框架内的夷、夏之别。孔子作《春秋》，强调大一统，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标准则是是否符合西周礼乐文明，因而夷、夏可互变：夷用夏礼，即符合华夏文化，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孔子崇尚周的礼乐文明，认为华夏文化优于其他文化，故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但并不排斥其他族类，其办学的方针即是“有教无类”，主张“修文德以来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夷夏观，虽然强调以华夏礼乐文化为标准相区分，但它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夷夏之辨”，究其实，是要将各族一统于礼乐文化，因而强调兼容并包，本质上是中华各民族在大一统框架下互动、交融与发展。

材料二   东汉以来，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与中原汉人族源相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以华夏正统自居，在其统治范围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认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并立、共为中华的南北朝时期。两晋南北朝是政治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但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既有边疆民族的大规模内迁，也有中原汉人向南方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流动。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以上均摘自刘正寅《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