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前期，包括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规定在唐朝统治地区，凡是各都督府治所和4万户以上的州，都可设置市场或市署，上“置市令一人，从六品上”，下“置市丞二人，正
八品上”；“置录事多人”，分别管理坊市的各项事务。
——摘编自《唐律疏议》《唐令拾遗》《唐会要》等
材料二 北宋时期的商业十分繁荣，东京汴梁城更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景象，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上清楚地发现，街道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道路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其他的地方大城市，也大体如此。
——摘编自方宝璋《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
材料三 到了明代中后期，读书人“科考不成”转而“驰骋商场”竟然也变得常见。因此，传统的政策逐渐向“恤商”“通商”转变。明代大开“捐纳”，设立商籍。商人们事实上通过缴纳钱财获得了社会地位，各取所需。
——摘编自曹琳《明代商人商业经营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朝相比，北宋城市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并归纳这一制度变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并简析其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撰写了《史通》，他第一次系统考察了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对于司马迁，他高度评价了其立言不朽、纪传体的开创以及广博的史料功夫，同时，也对其《史记》进行了广泛批评。指出纪传体“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并进一步批评“《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他反对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理由是：“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盗贼，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司马迁的评论有许多天命思想，刘知几提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摘编自徐兴海《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
材料二 （民国）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还有新史料的发现、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都是重要助力。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知几的历史时间观，并归纳刘知几研究历史的基本态度。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民国建立以来经济社会史研究得以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历史学习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 汉武帝元丰二年（公元前109年），发卒数万人在瓠子（今河南濮阳附近）修治被冲毁的黄河堤坝。自此黄河回归故道之后，80年没有造成大的灾害。
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许多渠道，如曹渠、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灵积渠、成国渠等，形成了“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水利网。京畿之外的关东地区，也有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当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郡，都饮黄河水及川谷之水，汝南、九江等郡引淮水，东海郡引钜定泽，泰山郡引汶水，都穿渠溉田各万余顷。各地规模较小的水利工程，更不可悉数。
——摘自张岂之《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玄宗开元年间，以裴耀卿为相，兼江淮都转运使，对漕运系统加，在黄河与汴河交汇处设置河阴仓，与原有的太原仓、永丰仓形成枢纽，连接柏崖、集津、三门以及含嘉、龙门各仓，实行水陆并举、节级运输。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谓诸仓递进，水通则行，水阻则止，宜于陆运则陆运，便于水运则水运。改革之后，漕运能力大增，最高额达到每年运米250万石，使关中粮储充实，改善了唐朝的财政状况。
——摘自张岂之《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水利分布的概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指出汉武帝时期水利兴修和开元年间漕运改革的共同积极作用。
材料一 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在兴衰迭起中维持了千年，1453年被奥斯曼人灭亡。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控制着重要的商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地中海地区的商业中心。它的货币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帝国的出口转运贸易和国内商业达到了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水平，不仅推动了本身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促进了中世纪西欧贸易活动的复兴和城市的兴起，加快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活跃。拜占庭政府积极吸引各国商人进入帝国境内经营，把征收进出口关税的特权赐给了在东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为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帝国的商人及其商品，对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对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拜占庭商业的不断进步，使帝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国力，积累了雄厚财富，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学、艺术名著和宗教。
---摘编自徐家玲《拜占庭在中世纪地中海商业复兴中的地位》
材料二 唐朝长安城的坊市制度不仅进行了市与坊的划分,而且在市内又设有行与 肆。随着商业的繁荣，产生了许多新兴行业，如绢行、肉行、磨行、药行等。市坊制对市坊、行、肆的划分,推动了行业分工的细化。在商业发展的推动下，长安城内出现了南市与北市,城郊草市的繁荣扩大了城市规模，推动了古代城市化进程。市坊的划分将商业贸易空间规定在狭小的范围内，政府还运用行政法律手段限制市的规模的扩大。经考古勘测，长安城面积约为83平方公里，东西两市分别为 0.924平方公里、0.956平方公里,仅为长安城面积的 2.2%。市坊制下的商业贸易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不利于商人扩大经营。市坊之下商业原有市铺已经划定，投身贩卖之业的平民不得不进行灵活性较强的流贩贸易。唐初,对坊市商贩征税为“三十税一”，后来变为“税十之一”甚至“税五之一”。中唐以后,管理者“大索长安城中坊市商贾所有积屯货物，意其不实，辄加榜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政府越来越腐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弊端显露，坊市制度走向瓦解。
----摘编自李小虎、卢川《从市坊制度看唐代商业发展》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归纳拜占庭帝国商业繁荣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坊市制度的积极作用。
(3)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唐朝后期市坊萧条和走向瓦解的原因。
材料一：唐代许多诗人笔下的江南粮田千顷、稻花飘香。《唐国史补》卷下云：“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天下货利舟楫居多”。中唐以后朝廷的财政收入更是仰仗江南，所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动乱中北方大量的文士和民众一起避乱江南，“唐季之乱，四方豪杰与京都士族往往避地江湖”，江南“成为一个与京城并立的文化中心”。张籍诗《江南曲》云：“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虻。……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度桥来浦里。……长江日午酤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倡楼两岸悬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杜牧亦称“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
——摘编自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
材料二：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江南，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江苏盛泽镇、广东佛山镇的发展是典型例子。据《吴江县志》：“盛泽镇……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幼为业，始称为市。”这个时候的盛泽，“经纬机杼之声通宵达夜”、“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广东佛山，景泰时尚称“堡”，到明中叶，“佛山之冶遍天下”，成了全国瞩目的冶铁重镇。明中叶后，不仅国内商业发展，对外贸易也很活跃。
——摘编自章权才《清代经学史》
(1)据材料一，概括唐朝中晚期江南经济发展的表现和原因。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2)有学者认为“晚明社会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你是否赞同该观点?并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阐述理由。
材料 梅岭山路自秦代开辟以来长久失修，基本失去交通运输功能。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奏请重新修凿梅岭山路的奏疏获准。他亲自到现场勘察，“缘燈道，拔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最终部分利用旧关道又截弯取直修建新道，缩短险峻山路15里。开工后，张九龄利用十一月的冬闲时节召集乡民筑路，民众争相出力，新道不日凿成，“坦坦而方五轨，闻闻而走四通”，横穿南岭山脉，连接广东和江西。梅关道开通以后，海外诸国向朝廷入贡的物品经由梅关道北上，梅关道成为一条贡道。同时，唐政府也将梅关道作为官方驿道，设置驿站、配置戍卒、征收商税。唐朝末年，社会动荡，大批难民经由此道迁徙到岭南地区，岭南地区人口大为增加。
——摘编自王薇《文化线路视野中梅关古道的历史演变及其保护与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梅关道得以开通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梅关古道开通的影响。
材料一 唐朝建立以后，陆上设置驿道，贯通全国各地，驿道沿途设置驿站，全国共设有1639个，接待过往的使者和官吏。主要的驿道有：从长安经太原，往东至幽州，往西可至回纥道；从长安经洛阳，可接渤海道、幽州、扬州；从长安经兰州，接安西入西域道；从长安经成都，可以到南诏；从长安往南经襄阳、长沙，接广州。水路交通方面，各主要河流都可通航，“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大运河是重要的交通路线德宗时大运河因藩镇叛乱被阻断，东南漕运不通，引起朝野的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年），江南漕米运到陕州时，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吾父子得生矣。”
——摘编自韩时勉《关于<唐朝国内外的主要交通路线>图》
材料二 1919年，孙中山著成《实业计划》，其中交通建设论述最为详细。他说：“苟无铁路，传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孙中山设想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组成中央、东南、东北、西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网。同时，把港口建设和铁路建设连在一起，组成以北方、东方、南方三个世界大港为主要布局的水运系统，深浚内陆河流，使水运遍布江河两岸，并使整个水运与铁路系统相配套。
——摘编自张汉静、邢润川《论孙中山交通建设的科学构想》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民航航线只有12条。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在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下，交通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改革开放后，交通运输步入发展快车道。截至2020年末，全国铁路运营里程14.6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3.8万公里，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2/3；全国公路总里程519.8万公里，高速公路达到16.1万公里，稳居世界之首；全国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超过5千条；全国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592个，位居世界首位。
——摘编自《为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我国交通基建取得举世瞩目成就（2021.6.15《光明日报》）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交通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孙中山交通建设构想的主要内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交通运输迅速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一般认为，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兴起开始于10世纪后期。其实9世纪时，意大利的一些和东方贸易有关的城市已然兴起。11世纪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西欧各地不断有新的城市出现。许多城市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者脱离农村与商人集居而成的。还有一些城市是由封建主、教会、国王主导建立的，他们希望得到货币，而获得货币的手段之一是向城市索取。
——摘编自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材料二 长安是隋唐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唐代后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长江流域的扬州、益州，沿海地区的广州、明州、泉州迅速崛起，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尤其是扬州和益州，富甲天下，时称“扬一益二”，其经济地位实际上已经超过长安和洛阳。宋代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市民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们要求用文艺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话本和戏曲就成了反映市民生活的新样式。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宋时期城市职能和城市分布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宋时期城市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发生次数最多、破坏性最强的是旱灾、水灾和蝗灾，这三大自然灾害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我国古代水旱灾害的发生在时空分布上有着一定的规律，西周到五代的旱灾多发时段共有9个，水灾多发时段共有8个。中国古代的水旱灾害频繁，分布的地域也极广泛，从总体上来看，大部分时期内，北方旱灾爆发频率高于南方，西部高于东部；水灾发生的情况则正相反。蝗灾是中国古代仅次于水旱灾害的自然灾害，历代对蝗虫危害的记录都惨不忍睹。如晋永嘉四年（310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蝗灾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统计简表
| 朝代 | 年份 | 发生次数 | 旱 | 水 | 蝗虫 | 地震 | 歉饥 | 霜雪 | 雨雹 | 疫 | 风 | 地沸 |
| 周 | 825 | 89 | 30 | 16 | 13 | 9 | 8 | 7 | 5 | - | - | - |
| 秦汉 | 441 | 375 | 81 | 76 | 50 | 68 | 14 | 9 | 35 | 13 | 23 | - |
| 三国两晋 | 200 | 304 | 60 | 56 | 14 | 53 | 13 | 2 | 35 | 17 | 54 | 2 |
| 南北朝 | 169 | 315 | 77 | 77 | 17 | 40 | 16 | 20 | 18 | 17 | 33 | - |
| 隋 | 37 | 22 | 9 | 5 | 1 | 3 | 1 | - | - | 1 | 2 | - |
| 唐 | 289 | 493 | 129 | 115 | 34 | 52 | 24 | 27 | 37 | 16 | 63 | - |
| 五代 | 53 | 51 | 26 | 11 | 6 | 3 | - | - | 3 | - | 2 | - |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开元初年，山东、河北、河南等粮食主产区爆发了严重的蝗灾，宰相姚崇认识到蝗灾与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的内在关联，主张积极灭蝗，其主张也得到唐玄宗批准。经过审时度势，姚崇提出“夜火坑埋法”灭蝗，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指挥山东等地的除蝗工作，并将灭蝗成效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标准。为鼓励百姓积极灭蝗，在这次捕蝗行动中，蝗区还采取了捕蝗给粟的奖励办法，《朝野金载》记载：“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姚崇治蝗不仅仅停留于灭蝗，还积极开展灾后抚恤工作，如放贷、蠲免钱粮等，从而使生产迅速恢复，也使得大灾之后没有出现大荒。“姚崇治蝗”是唐朝乃至我国古代灾害治理的成功典范，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的突出表现，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摘编自田一颖、刘利民《“重人事轻天命”——姚崇灭蝗思想与实践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发生所呈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姚崇治蝗”的措施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唐代巴蜀地区城市居民生活所需的农副产品、日常用品，乃至各种奇珍异宝，皆能在市场上买到，农村地区的手工业品、农副产品源源不断输送至城市市场中。城市中居民大都脱离农业生产，生活所需多从专业化的“米市”“布市”中采购获得。各大城市中的夜市悄然兴起，在“市”以外各坊日渐散布商肆店铺。城市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肆、酒楼，开设了大量的旅店以供住宿，不仅有许多官、私医生可为人们诊病，而且还设有药市或药肆等为居民买药提供方便。
——摘编自李映涛《唐代巴蜀城市商业发展特征浅析》
材料二 15~18世纪，英国伴随着城市经济的扩张，旧的国内贸易格局逐渐被打破，商业联系加强，跨区域长距离贸易迅速增多，大宗商品如羊毛、呢绒、谷物、畜产品等都在国内市场上大规模地跨区域流动，统一的国内市场最终形成。对外贸易主要贸易区由最初的欧洲拓展到东印度和美洲，到l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已经遍布全球各地。 1554~1680年间建立了 49 个股份制公司，至1695年，增加到150个。商店、交易所、客栈等灵活自如、方便及时的新的流通方式出现。伴随16、17世纪商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各种信用手段如借贷、汇票、期票、债券和抵押等都已流行。 17世纪中期以后，汇票也成为一种可转让的票据。18世纪时，信用是贸易运作的关键，许多公司的资产都是以信用结算而不是以现金结算，筹措资金也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政府也进行了公共财政改革，以发行证券与公债券来筹集资金。
——摘编自王瑞红《转型期英国商业发展及对商人的挑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巴蜀城市商业发展的特征，并简评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转型期英国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