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751年唐朝与大食（阿拉伯帝国）爆发战争，唐军战败。唐朝随军书记官杜环作为战俘来到大食，生活了十多年。他记载了自己的见闻：大食“今吞灭四五十国，皆为所役属，多分其兵镇守。其境尽于西海焉。”“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郛郭（城）之内，里闸（门）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辏（指车），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於街巷。”在库法城内“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匠者，河东人乐环、吕礼。”
——据【唐】杜佑《通典》
材料二 据到过中国广州经商的阿拉伯商人苏烈曼记载，“外国商船抵埠，官吏取其货物而收藏之，一季之船既全入口，官吏征百分之三十关税后，乃将货交还原主发卖。国王有悦意之货，则以现金及最高购价，付之商人也。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伊拉克商人来此方者，皆颂声载道也。”
——据《苏烈曼游记》（851年）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一的史料价值，并从史料与所学史实相结合的角度概述当时的阿拉伯帝国。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交往。
| A．葡萄作为贡品传入 | B．中原与北方各族交流频繁 |
| C．经济重心不断南移 | D．民族交融丰富了物质文化 |
| A．助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 | B．是中外经济文化频繁交流的产物 |
| C．兼具军事性与娱乐性的双重特点 | D．成为与周边政权交往的重要形式 |
材料一在不少中古传统的典籍中，比较简要记录了中国通向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但对于一些道路的细节，则缺少记载。1974年出土的一枚王莽时期的《传置道里簿》木牍，上面记录了长安到张掖郡氐池的20个置之间的里程，巧合的是，1990年出土的一枚《传置道里簿》木牍，记录了武威郡仓松到敦煌郡渊泉间12个置之间的里程；两相结合，正可以复原西汉时期从长安到敦煌的驿道和驿站设置情况。我们知道出土文献都是极其偶然留存下来的残篇断简，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残简来举一反三地理解历史的真实情境。
——摘编自荣新江《出土文献所见丝绸之路概说》
材料二唐朝将安西都护府移驻龟兹后，在西域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建立镇戍守捉等军事防御体系，而连接这些府州、镇戍的道路，就是具有法令意义的“官道”或叫“驿路”了。按唐制，官道上三十里置一驿，非通途大道则立馆。当地出土文书记载的馆驿名称以及与馆驿有关的赋税记录，证明了唐安西四镇地区馆驿的广泛存在。唐朝的馆驿是当时西域地区最小的行政单位，它和烽铺往往同设在一处，所以兼有防御和交通功用。唐朝以安西为中心的驿路系统的开通，以及馆驿制度在西域地区的建立，成为唐朝军政人员、公文、物资往来的途径与支撑，同时也为丝绸之路上兴贩贸易的商人，提供了有安全保障的通畅道路。
——摘编自荣新江《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1)据材料一，指出学者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
(2)综合上述材料，概括馆驿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作用。
| A．科举制为政府提供了人才保证 | B．形成了多层次教育格局 |
| C．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习俗的变革 | D．华夏主流文化的吸引力 |
材料一：到唐代中后期，明州（宁波）的海外贸易已有很大发展，最初与日本通商。早期日本与唐朝交往有南北两条线路，南路又分为南北两线（如图所示）。8世纪后期开辟的“南路北线”路程较短，遇到顺风，从日本到中国只需要8天的时间。
北宋建立以后，将海外贸易的收益视作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明州是当时全国最为重要的造船基地。1078年，明州曾修造了两艘被当时人称为“万斛船”的巨舰。宋代明州港与日本的贸易活动更加频繁。日本船舶从镰仓港出发“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来到明州出售货物。据记载，北宋时期中国商船前往日本进行贸易的次数达70余次。当时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也很密切。1168年，日本僧人千光法师渡海前来明州，从日本运来巨型木材，帮助修建天童寺千佛阁，留下了一段中日友好交往的佳话。
——整理自曲金良《古港春秋》
材料二：互市之法，自汉通南粤始，其后历代皆尝行之，至宋置市舶司于浙、广之地，以通诸蕃货易，则其制为益详矣。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大抵皆因宋旧制而为之法焉，于是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于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今嘉兴海盐）……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
——整理自［明］宋濂：《元史》卷94《食货二·市舶》
材料三：鸦片战争以后，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由于长江水道有巨大的内陆腹地加上外国洋行的集聚，上海港很快超越广州港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宁波港的一些大宗贸易也转移到了上海港。1862年沪甬航线的开辟，宁波的对外贸易大多是通过上海港进行，直接与国外贸易的情况很少，宁波港在五口通商以后由直接对外贸易转向以国内贸易为主了。
——盖广生《中国海洋符号》
(1)根据材料一，概述宋代明州与日本贸易频繁的原因及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朝市舶司主管外贸“益详”的表现。结合材料二和所学，指出当时中外贸易的主要进出口商品。
(3)根据材料三，说明鸦片战争后宁波港贸易重心的变化及其原因。
| 记述 | 出处 |
|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吐谷浑、突厥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 | 《唐会要》 |
| “诸官私互市，唯得用帛练（练，白色熟绢）蔷綵（綵，彩色丝织物），自外并不得交易。” | 《唐六典》 |
|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九月，吐蕃遣使入唐，“请于赤岭（今青海湟源县西日月山）为互市，许之。 | 《资治通鉴》 |
| “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 | 《明史·食货志》 |
| A．唐朝政府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商贸活动 |
| B．保障唐朝边境永久和平的方式 |
| C．中原民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商贸活动 |
| D．民族之间互惠互利的经济活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