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文帝即位之初，将军陈武等主张对南越和匈奴动兵，“以一封疆”，但汉文帝反对，其理由是对周边敌对民族不能轻易出兵，应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对南越，妥协和讲义并重，答应赵佗提出的“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等不失原则的要求，并表示和平的愿望。对匈奴，即使非要用武力不可，民族冲突以后，也力争与匈奴化为兄弟。南越与匈奴降附后，设置属国，《汉书》云：“因其故俗为属国”。

材料二   唐太宗即位前后，民族归附与分离并行，北疆的胡人、稽胡、契丹，西疆的吐谷浑、党项、羌人，南疆的诸蜜、僚族等，相继附而复叛，其中威胁最大的是突厥。唐太宗慎重地采取了众生一体、共治天下的原则。大唐帝国打败突厥之后，唐太宗并没有把突厥迁入华夏内地散居同化，也没有把他们赶回故地，而是就地安置，“因其习俗而抚驭之”，任用突厥首领治理，朝廷不派官员，基本是自治，相当于世袭封建。唐太宗执政时的唐朝廷是多数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突厥、吐谷浑、吐蕃、契丹等）分享天下。唐太宗与异族分天下，还有更深一层考虑，“把敌国变成异族自治，留住外部监督，不留边祸，则外有制衡，内不失道”。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邱成岭《论中国古代民族政策观——以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时期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