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秦汉“中国一统”，首次以单一式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及郡县官僚制管辖编民，将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农耕区整合为一体，为汉唐文明的辉煌及辐射周边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秩序及演进基础。元明清“华夷一统”囊括中土和塞外，形成了华夷多元的复合共同体。元朝肇始的制度、文化、族群复合式的“华夷混一”，到明清时期有了较成熟的“华夷一统”之实。由于元明清“华夷一统”的演进，复合式共同体的中国由“小”变“大”，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文明结构及传统王朝序列等在新时空格局下皆得到了相应的完善升华。
——摘编自李治安《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
结合史实阐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统”。（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逻辑严谨）材料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最终统一了中国的是从北方少数民族王朝中诞生的“北魏一隋唐”序列。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作为这个序列的开创者，保持着足够开放的心态，并乐于接受汉人的文化。这种交融性造成这个王朝序列抛弃了汉人的保守特征，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具有世界精神的大唐王朝。最不幸的王朝更迭来自宋代，宋代本来继承了唐代的开放性，又保留了更多的中华特色，在平等的贸易体系下和海外打交道。然而，由于北宋和南宋的两次灭国过于悲惨，使得传统文化中保守的一面成为了主导。在此后的明清时期，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频发，不幸的是这个时期恰恰是西方世界最开放的时期。
——摘编自郭建龙《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
根据材料，着眼于“开放与保守”的视角自拟论题，运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的相关史实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实正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自夷夏意识产生以来，“夷夏之辨”便成为主导和决定边疆理念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本质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族群之间的现实竞争。春秋时期，孔子把区分夷夏的标准由血统改为礼术，从而使传统观念中不可跨越的夷夏之别具备了松动的可能，使得夷夏之间的互转成为可能。孔子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礼记·曲礼》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孟子亦称：“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距（拒）。”
材料二 随着新儒学整合的不断深化，董仲舒的边疆理念表现出强烈的“有为”倾向。董仲舒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观点：“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四夷亦属天下、万物的范畴，王者有爱其之权利，亦有爱其之义务。爱及四夷，体现了身为王者主动施爱于四夷的积极心态。至汉武帝之世，华夏族群即将完成最后的整合与重建，爱华夏于内的任务基本完成，爱及四夷成为新的时代使命。董仲舒所强调的“大一统”思想，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1)概括先秦至汉代儒家的边疆思想倾向的变化，并指出这一变化的政治实质。
(2)说明董仲舒边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3)从魏晋至清中叶任选一个时期，试举一例说明社会思潮对边疆或民族治理的影响。
材料一 大唐王朝利用军事优势构筑了基于羁縻统治形式的庞大帝国。羁縻州又称为“蕃州”，首领须接受朝廷颁发的印信，实行一种有限制的自治管理方式，由朝廷的派出机构都督府或都护府代行具体管理职责。在羁縻体系下，羁縻各州名义上是以“州、县”划分属民或属部，实际仍维持原有的部落组织习惯，各羁縻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羁縻州只是形式上接受政府管辖的非正式州、县，故与朝廷直辖的“正州”有着本质的区别。
——摘编自杨军《羁縻体制与古代边疆》
材料二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羁縻政策”，在新疆表现得尤为明显。1762年，乾隆皇帝在统一了天山南北路以后，设伊犁将军，统辖全疆。在行政体制方面，清政府在新疆东部汉族人口较多的地区，实行州县制，其行政、司法、税收等制度均同于内地各省。在蒙古族、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中，实行“札萨克制”“伯克制”，册封或任命各族首领，由他们对本地区本民族人民直接进行统治，各项制度仍按旧俗。近代边疆危机迫使清政府对其边疆治理政策进行调整，1884年11月，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新疆实行与内地一致的行政管理制度，取消原为伯克、阿訇所掌握的司法权，各级官府把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作为重要职责，实力推行。1885年，孤悬东海的台湾继之建省，1907年，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改设行省。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等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唐代羁縻制度的特点，简析其历史背景。(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晚清时期边疆治理制度的变化，并说明其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