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bū）亡人（逃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赘婿、贾人……以逋遣戍”，在直抵阴山的地方置“四十四县”，又派遣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戎狄。

——摘自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九》

材料二：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交融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频繁的民族迁徙，没有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摘编自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材料一 历史上的春秋时期，由于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中华大地上的居民中有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区分。各诸侯国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华夏，他们把较为落后的小国或部称之为戎、狄、蛮、夷…从春秋中期开始，华夏各国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通过称霸而相互联合，增强了对戎狄的防御能力，不少的戎狄渐被华夏所征服。由于各族长期和华夏聚居在一起，经过不断的相互影响，文化礼俗等方面的差别日趋减少。到春秋末年，原来散居于中原各地的戎狄蛮夷差不多都已和华夏融合在一起了。

——邓广铭、田余庆、戴逸等《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

材料二 隋唐时期民族关系错综复杂。隋唐时期，唐政府与许多民族政权进行了和亲，在周边民族的内附部落设置羁縻都护府，由各部落的首领担任都护、都督、刺史等管辖原来的领地，并赋予其较大的自治权力，处理内部矛盾斗争；利用民族政权并立的复杂关系，通过“以夷制夷、以夷攻夷”等特殊手段处理民族问题，以达到分化削弱，消除边患的目的。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材料一   唐朝在总结秦汉边地设置郡县得失的基础上，首创了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府州制度。唐太宗平定突厥后，在其原地设置羁縻府州，任命该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史，世袭其职，让其继续统辖本族人民，但必须由中央任命，同时取消了少数民族首领原有的“可汗”称号。羁縻府州赋税不上交中央财政，户口一般也不上报户部。该制度在突厥实施成功后，又推广到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唐政府在上述羁縻府州基础上设立都护府，代表中央行使对羁縻府州的管理权，如安西、北庭都护府管辖西域各羁縻府州。都护由汉人担任，中央任命，不能世袭。唐王朝设置的羁縻府州遍布于东西南北各边疆民族地区，边疆的行政包括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四级，共约八百多个。

——摘编自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等

材料二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羁縻政策”，在新疆表现得尤为明显。1762年，乾隆皇帝在统一了天山南北路以后，设伊犁将军，统辖全碰。在行政体制方面，清政府在新疆东部汉族人口较多的地区，实行州县制，其行政、司法、税收等制度均同于内地各省。在蒙古族、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中，实行“札萨克制”“伯克制”，册封或任命各族首领，由他们对本地区本民族人民直接进行统治，各项制度仍按旧俗。近代边疆危机迫使清政府对其边疆治理政策进行调整，1884年11月，清延正式批准新疆建省。新疆实行与内地一致的行政管理制度，取消原为伯克、阿訇所掌握的司法权，各级官府把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作为重要职责，实力推行。1885年，孤悬东海的台湾继之建省，1907年，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改设行省。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