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里程碑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加之毛泽东的理论探索是在"左"倾思想盛行的大环境下进行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毋庸置疑的是，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探索的成果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域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首先从农村开始，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很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其次，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农村与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往来较少，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占很大比重，使得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进行，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比较小。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摘编自许经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回顾与思考》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国家政权和国家制度的重构，明确农村地区的土地产权关系成为逐步理顺农村工作的前提。同时，党和人民政府通过废除保甲制度、颁布《婚姻法》等治理举措，崩解了农村社会原有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旧政治权威。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村政府与乡政府并立为基层政权。

——摘编自丁云《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发展变迁》

材料二   1958年，《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按此决议，原有的几十甚至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均的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将一切生产资料上交给人民公社，统一分配。人民公社不仅要管生产、管政权，还要管社员生活，形成一种“政社合一”模式。直至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农民才开始从高度集体化的治理体制中脱嵌出来，家户重新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农村社会重归分散，“政社合一”模式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1983年，全新的乡镇基层政权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同时，伴随农村经济活力的充分调动，多元利益主体纷纷出现，村委会成为群众自治组织，也是整合农村社会的组织。

——摘编自祝传佳《新中国成立70年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变迁研究》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式工业的生产总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0，其中重工业尤为孱弱。“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中共宣布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新中国当时可以指望的经济援助只能来自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据统计，从1952年到1957年，重工业投资比重由37.3%上升到45%，而轻工业投资比重则由62.7%下降到55%。

——摘编自谢伟《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及其影响》

材料二   1958-1960年，中国“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破坏，但也表达了几百万人的热情。

——整理自【美】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

材料一

材料二   “欢跃在早稻‘卫星’上”这张照片是在全国早稻高额丰产声中拍摄的。当我听到了湖北省麻城县建国第一农业社出现了这颗早稻卫星的消息后，我以十分兴奋的心情随湖北省委验收组的同志一起到了现场……我就在群众的启发下，让四个活泼的孩子站在稻穗上跳动，以显示稻穗的厚和密并富有沙发似的弹力。正当他们快乐地跳跃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事后，揭露出来这完全是一个假典型。它是把那十几亩、二十几亩快成熟的水稻并到一个大田里面，而且这个稻田很小……所以，这群小孩就可以站在这个上面。

——晋永权《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

材料三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图为现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小岗村“包产到户”契约》，内容如下：

1978年11月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材料一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一夜之间变成社会主人的劳苦大众有着一种急欲改变眼前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也被“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民族情结所反映。而“赶英超美”等口号的刺激，进一步激化了这一愿望，批判“反冒进”成为社会的主流。此外，人民公社在苏联的失败和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批判，也进一步刺激了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发展。

——摘编自李银桂《简论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因》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被选择，有其事物发展的客观性。但无数案例也证实了小农经营的模式难以使农户通过私下协商，提供农业生产与农村社区生活所需的公共品。2012年中国病险水库多达4万座，农村“市政设施”建设的滞后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以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使农地细碎化现象突出，规模经济难以产生，以致歉收时，收入下降，丰收时，却又陷入“卖粮难”的困境。

——摘编自王剑锋邓宏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绩效、影响与变迁机制辨析》

材料一   二战期间，美国出现了最后一波巨型工厂，当时这些工厂是专门生产军用物资的。为解决住房问题，以福特、通用汽车为代表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提议建造一系列万套单元的“国防城”，并由此形成全新的永久定居点。二战结束后，罢工浪潮给工人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和工会力量的发展，但对工厂主而言，大型工厂工业高度集中及群体欲求则蕴藏着危险。于是，他们开始拆分建立更小的工厂或者把大量企业迁往南部、西部的新兴市场。

材料二   二战结束后，苏联恢复了超大型生产设施和随之而来的工人城市的模式。像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这样的大型工厂得到了重建，主要是继续生产军事设备，同时恢复了民用产品生产。由于其具有维护民族自豪感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双重功能，这种超级工厂模式很快传播到东欧和中国。

材料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和东欧一样，中国也成了工业传统的继承者。这种工业传统是从美国经由苏联传入中国的，侧重于特殊的任务和设备、高产量、等级化的管理和奖金。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而不是满足于简单地把在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下发展起来的工厂移植到革命的中国。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