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到1952年，中苏贸易额由1950年的3.38亿美元增长到10.6亿美元。党中央利用香港、澳门千方百计从西方国家进口我国急需的一些物资。1951年到1954年，我国对香港的贸易量分别占我国对外贸易总值的62%、53.4%、41.5%、37.8%；从1957年起，我国每年举办两届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比1950年增长2.9倍。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从日、荷、英、意、法、联邦德国引进11个成套设备。1973年，从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引进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方案”。

——摘编自王晓峰《社会化大生产理论视野中的新中国开放历程》

材料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爆发了……但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这场政治运动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在工农业、国防和外交等方面仍取得一定进展。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简史》

材料一   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开始接触到西方新兴的城市规划思想，在国内他们积极宣传欧美的市政改革和城市规划的理论与经验，呼吁以“分散主义”为原则进行田园城市建设；模仿西方对城市进行功能分区，建立独立的住宅区；对城市私人房屋规划从位置、高度、材料等方面加以限制；关注城市的社会功能，主张发展公共娱乐功能空间；建立完备的城市规划法。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矛盾尖锐，政局动荡不安，统治者即便有心却也无力去实现这些乌托邦式的构想，城市底层人民的居住面貌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摘编自何刚《民国时期中国新型市政学者的城市规划思想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学习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受工业化大生产与集体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我国借鉴了以邻里单位理论，发展起“单位大院式”的住宅小区模式，住宅作为基本物资按计划分配，一般企事业单位、机关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居住区内配有浴室、食堂、小卖部等基础设施。这一时期住宅建筑层数低而密度高，同一居住区内建筑样式单一、按行或列排列。这样的居住空间模式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一个中间阶段，同时也与集体主义思潮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

——摘编自吴冬蕾《略论中国近现代城市居住空间模式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