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中叶，欧洲机械钟表通过商贸途径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清时期，我国士人对机械钟表计时性能有所关注，这一定程度上是延续了我国古代以漏壶为核心的守时传统。机械钟表在明清时代主要局限于天学领域，清代钦天监则已多用机械钟表计时；装饰功能的“玩具”或许是清代机械钟表最常见的社会身份。明清钟表那些精致、复杂的自动显时功能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兴趣盎然的。礼品则是明清时期钟表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无论是在国际外交场合，还是君臣间的贡献、赏赐，乃至亲友间的馈赠，机械钟表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晚清时代，伴随着西洋钟表的大量流入，西方式的hms（时、分、秒）制在中国进一步流传开来，与此同时，很多中国人开始放弃十二时辰制中的专名。到了19世纪后半叶，钟表在社会中层已达到了一定的普及率。

——摘编自任杰《中国近代时间计量探索》

材料二   我国早期国产表设计均仿自外国表，以瑞士表为主。1966年，天津手表厂设计研发出我国第一只摆脱仿制机芯手表——“东风牌”手表。这一时期民用表设计的装饰题材多取自体现民族特色，爱国爱党，反映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向往新生活的内容，阳刚、健康、粗犷的工人、农民、战士形象主导了这一时期社会主流审美。至七十年代民用表的用户群开始迅速扩大，民用表已然成为大众化的日用工业品四大件之一。在短缺经济和计划体制的背景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以充实市场上民用表的数量供应，及降低用户民用表更新频率，成为该时期的民用表功能设计需要突破的首要问题。民用表初创期的积累为我国民族制表业在下一阶段的成功调整转型突破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编自黄舟子《建国以来国产民用表的设计发展研究》

材料一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了抗战时期工业内迁和新中国三线建设两次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在全国近4000家工厂中，沿海地区的工厂占全国工厂的76%，与之相较，西南地区近代工厂不到300家，西北地区几近为零。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开展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将沿海工业向内地迁移。至1940年，内迁基本结束，共计内迁工厂448家，技工1.2万余人，这使得内地工业出现了短暂蓬勃发展的景象……20世纪60年代，全球形势异常紧张，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此形势下，党中央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规模巨大的三线建设从1964年持续到1980年，横跨三个五年计划，累计投资2000多亿元，参与建设的职工在高峰时期有400多万人。全国众多项目从沿海迁至三线地区，有力地促进了内地资源的开发，改善了我国的生产力布局。

——摘编自陆婷《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一两次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比较研究》

材料二   美国城市经济的地理分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很大变化。早期商业性城市的经济中心以及工业革命时期城市的经济中心主要集中在内城人口密集的区域。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环境的恶化，工业企业伴随居民的迁出而不断迁往郊区，中心城区开始出现衰败的迹象。二战后情形更为突出，20世纪50年代开始，众多公司离开中心城区来到郊区安营扎寨。1963年，美国工业企业有一半位于郊区；到1981年，大约2/3的制造业活动在郊区的工业园和工厂中进行……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城市经历了新的经济转型和文化变迁。信息产业、文化产业以及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在中心城区的发展再一次提升了中心城区的经济地位，各类外来专业人才的涌入提升了文化的多元性，中心城区的吸引力再次加强。

——摘编自王玉平《美国城市经济地理空间变迁研究》

材料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春季，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首届广交会展出面积9600平方米，分设工业品、纺织品、食品、手工艺品、土特产品5个展馆，13个专业外贸总公司组织交易团参展，展示商品1万多种，包括自行研制的解放牌载重汽车、普通车床等，也有各种日用轻工业品、农副土特产品以及传统工艺品。1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位采购商到会。广交会第一年即成交8686万美元，占当年全国创收现汇总额的20%。从1965年开始，广交会年出口成交占全国外贸年出口总额30%以上，1972、1973年，占比均超过50%。几十年里，广交会会址几经迁移，展馆面积增加了几十倍，规模逐步扩大、影响力日益提升。自2007年春季第101届开始，为促进贸易平衡，广交会开始设立进口展区，正式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截至第123届，广交会累计出口成交约13237亿美元，累计到会境外采购商约842万人次。每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18.5万平方米，境内外参展企业近2.5万家，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万名境外采购商与会。

广交会历经61年改革创新发展，经受各种严峻考验从未中断，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往来，展示了中国形象和发展成就，成为新中国冲破西方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打开通向世界大门、与各国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对外贸易的时代窗口。

——材料摘编自“搜狗百科”

材料   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占有较大比重的落后农业经济阻碍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毛泽东继承发展马克思农业科技思想，将农业科技进步明确为全党必须为之奋斗的伟大任务，农业科技现代化思想逐渐生成。他认为，首先必须实现农业的机械化。为此，组建了农业机械部和地方农业机械厅局，全国成立农业机械院校培养人才。他提出了“土洋并举”的循序渐进农业机械化实施方针，主张既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粮食生产是农业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毛泽东认识到粮食问题的解决是艰巨的，他提出要改善耕作环境与提高农业化学水平，特别强调重视化学肥料和防止土壤硬化问题，强调研发优良作物品种和多种农作物的结合生产的重要性。另外，还号召领导干部踏实学习农业知识，开展农民扫盲工作，强调要注重汲取农民实践经验，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毛泽东对农业科技的重视使得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事业得以不断前进。

——摘编自张泽、刘友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农业科技现代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内涵要义与现实启示》

材料一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西汉）贾谊《论积贮疏》

材料二   秦汉时期的常平仓制度，就是通过国家收购和销售粮食来发挥储备的调节功能，稳定粮食价格、保护农民利益，与现在中央储备粮的功能类似。魏晋隋唐时期的义仓制度，就是民众主导经营，发动社会基层力量，鼓励全民储备，弥补了国家粮食储备布局和结构上的不足。宋元时期社仓制度，则是在自愿原则下，粮食储备民有、民办、民管，国家只适度监管，进一步弥补了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和数量的不足。而明清时期的预备仓制度，则是由政府出资，以备荒救灾、稳定粮价为目的，粮权归国家，管理由民间负责，政府只派官员对其经营进行稽核巡查。

——张中《中国粮食仓储的历史与展望》

材料三   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

——《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问题致刘少奇的信》1966年3月12日

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工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模仿苏联的办法，对快速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苏联专家在鞍钢奉行的“马钢宪法”的企业管理模式，“马钢宪法”是当时苏联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的管理办法，即实行集权化管理，搞物质刺激，依靠少数专家和繁琐的规章制度，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这一管理模式与中国国情渐行渐远。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鞍钢人，实际上一直在设法突破“马钢宪法”的束缚。“一五”期间，鞍钢工人为新中国建设炼出了第一炉钢水。“一五”结束后，鞍钢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独特模式：“两参”就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就是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指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3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对该报告的批示中，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并把他们的经验称为“鞍钢宪法”。多年来，“鞍钢宪法”一直是鞍钢的宝贵财富，他们始终坚持传承和弘扬“鞍钢宪法”精神，并不断赋予“鞍钢宪法”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摘编自辽宁日报2019年10月3日《“鞍钢宪法”原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