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初，不受中国政府管控的西方教会学校已遍布全国，学生被强制要求学神学、做礼拜，禁读进步书刊。1917年，蔡元培发表文章，强调教育应“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引发极大反响。1924年起，广东大量教会学校的学生开始通过罢课、离校等方式进行反抗，坚决反抗列强的文化控制，并自发建立“回收教育权运动委员会”，主张外国人在华所办学校必须经中国政府注册核准。1926至1927年初，湖南、湖北多地举行了“反文化侵略”“反基督教”群众性大会，运动很快风靡全国。

——据黄启兵《中国近代教育主权问题的流变》等

材料二   1951年1月，教育部要求各地深入开展反帝教育，同时允许不反动的传教士留在中国，并协同各地拟定全面接收外国学校的方案。到1951年底，全国所有教会大学都已由政府接办，其中大部分改为公立，部分改为政府补助、人民办理的私立学校，其行政、财政及财产所有权均由国人掌握。对于外侨子女学校，适当增添了中文、史地和政治常识等课程。之后，“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逐步成为国家明确规定的方针。

——据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等

材料三   加入WTO后，我国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对维护教育主权作出明确要求，还陆续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政策法规文件。面对多元的文化安全的微妙形势，党和政府立是国家发展战略，主动革新教育理念与合作方式，寻求教育领域的多边合作。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话语的中国特色日益鲜明，教育实践的中国经验日益成熟。

——据祁占勇、杜越、陈鹏《百年来国家教育安全的发展演变与基本特征》等

材料   1952年，新中国第一次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教育政策，开启了以“新”换“旧”的课程改革之旅。1953年至1957年以“师法”苏联服务课程体系建设为主题的第二次课改顺势而来。……1977年，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破除了前一时期课改存在的诸多困境。随后，教育部通过成立“教材编审领导小组”，确定中小学基本学制（十年制），使用第五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等举措。1981年至1984年，我国拉开了第六次课改的大幕，教育部先后颁发六年制和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修订草案。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体制创新和法律保障。为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义务教育，当时的国家教委制定了课程教材发展规划课程教材多样化和三级管理政策，确定了教材审定制，而所有行动举措也推动了第七次课改的登场。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掀起了以“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个学生的发展”为目标的第八次课改的浪潮。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课改事业依旧坚持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发展理念，不断变革和探索新的育人模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摘编自罗生全《70年课改的变迁、收获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