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回忆

材料一   在“一五”计划期间，九江市新建了电力、纺织、机械、造船、建材、食品等一批企业，至1957年，全市工业企业数已达812个，其间工业企业户数净增673户，增加4.8倍，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40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749个，公私合营工业企业23个。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06亿元，增长1.5倍，年平均递增20.2%。“二五”期间，九江市先后创办了长江化工厂、九江船厂、九江食品厂等一大批轻纺、化工、冶金等工业企业。通过新中国初期大规模的发展建设，九江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基础。

——汪红梅《建国初期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风习变迁的影响——以九江为例》

材料二   九江居民区西园在解放后，柳氏宗祠成为这一带居民的活动中心，每逢周一、三、五居民小组就集中在这里学习、读报、讲时事、教唱歌曲，这里还办“扫盲识字班”，识字上千者颁发“扫盲证”，先进人物还到市文化宫开会。一到该唱歌的晚上，妇女儿童都聚集到这里，由“九师”派的学生教唱，非常热闹。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大量需要劳动力，为尽快把妇女从锅灶台边解放出来，于是加紧认字班管理，一批又一批妇女通过扫盲走进了工厂、商店、菜市场、饮食服务行业。一些当年从“柳氏宗祠”扫盲后参加社会活动的妇女们都已70左右高龄，每每谈到．当时在祠堂内扫盲、唱歌都能勾起老人们美好的回忆。

——政协浔阳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百年西园·九江》2005年

材料一   晚明清初以来，“伶人士人化”倾向显著。一方面，当时家庭戏班繁盛，士人不仅参与戏曲编排，甚至“下海串戏”，部分士人更是被迫“以曲谋生”。另一方面，“伶工贱伎”的卑贱身份驱使伶人崇儒尚雅。乾隆时，伶人桂林官不仅喜书史，擅画兰，而且“能举业”，并因此入幕做了幕僚。部分伶人品格高尚，名垂青史。劝谏明朝大臣钱谦益投水殉国的柳如是便为其中翘楚，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晚年耗十年心血著八十万言《柳如是别传》，以表彰其超越士人的品格气节，誉其为不世出之奇女子。

——据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等整理

材料二   京剧大师周信芳（1894—1975），6岁拜师，7岁登台，因表演风格与其他老生演员截然不同，独成一派——“麒派”。周信芳一生编演了许多新历史剧，九一八事变后，他排演《满清三百年》，宣扬爱国教亡，对历史上的汉奸卖国贼大加斥责。”一·二八”以后，他改编并演出了《明末遗恨》，唱词中有：“富家翁只知道鱼肉百姓，他把那国家置若罔闻”“兵是匪，匪是兵，长官造成”“这时候再取乐太无人性”等。观众观此剧，鉴古抚今，莫不感动。七七事变后，周信芳参加上海戏剧救亡协会，主持京剧的宣传演出活动，排演了《徽钦二帝》《香妃》《董小宛》《亡蜀恨》等剧，坚持以历史故事进行抗日宣传，直到1941年7月在敌伪胁迫下，才告停演。

——摘编自杨浩等《旧上海风云人物》

材料三   1951年，中央发布了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对全国旧剧团上演的数万出旧戏，以自愿和引导的方式加以改造；把群众喜爱的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看作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改革旧戏班中的旧徒弟制、养女制等不合理制度。1952年，文化部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23个剧种演出了82个剧目，戏曲名家梅兰芳、周信芳等获得荣誉奖，展示了戏曲改革的初步成果。梅兰芳、周信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他们为代表的艺术家以饱满的热情参加了各项艺术活动，为工农兵演出，参加了赴朝义演，忘我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演出。

——据欧阳雪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等整理

材料一   针对古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明末清初的颜元认为人人都应该积极参加劳动。他把礼、乐、射、御、书、数、兵、农等作为教育内容，既培养出了善于制造器具的学生，也培养出了垦荒种田的能手。在课程实施的方法上，颜元提出与传统“主静”相对立的“主动”“习行”方法。此外，他认为劳动能使人去除邪念、克服懒怠。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

——摘编自崔海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劳动教育及其当代价值》等

材料二   为改变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观念，《共同纲领》将“爱劳动”列为国民五项公德之一。1949年12月，党和政府提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1950-1952年，800多万师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参加土地改革的同时，积极向劳动人民学习，在劳动作业中进行自我教育。此外，我国教育工作者还翻译一系列苏联书籍，推广苏联劳动教育的模式。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鼓舞了民众从事劳动创造的热情，激发了劳动积极性。

——摘编自李健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等

材料一   全面抗战开始后，高校内迁。1937年11月，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因长沙连日遭日机轰炸，学校又西迁昆明。1938年4月，学校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11个月。其实际校务主持人梅贻琦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在教授们的带领下，联大师生足迹遍布云南及川贵各地，认真地进行考察，对铝、锡、铁等矿产都有新发现。师生们办刊物、编副刊、组社团，使抗战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开展到一个新阶段。西南联大的学生，很多被分配到大后方的公立私立中学里，把西南联大的优良传统带到了学校和各族学生中。

——摘编自杨立德《西南联合大学对抗战建国的贡献》

材料二   口号作为教育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现实诉求和价值期待。20世纪50年代末，“学习、劳动、锻炼三不耽误"成为这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教育口号；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一教育口号在当时深入人心。

——摘编自谢翌等《新中国教育口号的价值嫂变与理性审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