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元朔五年在长安设太学。太学中博士任教授，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宣帝时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当政时又增至三十人。太学初建时为50人，汉昭帝时增至100人，王莽时增至10000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起初，由于学生人数较少，往往采用个别或小组教学。汉代太学没有修业年限的规定，教学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自学和相互论辩。除经师讲学外，学生有充裕的时间自学。学校允许学生自由研讨学问和向社会名流学者就教。经过严格挑选，在汉代大学执教的博士，一般来说质量较高，其中不乏一代儒宗学者。随着太学规模的扩大，愈加重视考试。

材料二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筑就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论断。我们回首建国后前三十年当时的新中国教育面临这样的两重使命：既要扩大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迅速普及教育（即“大众教育”）；又要通过正规化、制度化的教育，为实现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培养大量急需的专门人才（即“精英教育”）。但在这背后，两种针锋相对的教育思路各自在自己占据主导的时段内造成和积累了难以弥合的缺陷，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后教育体系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应对这些缺陷带来的困难。直到今天，还需要后人不断对它进行改造和加固。

——摘编自《毛泽东时代的四个关键词：教育医疗收入住房》

大学的兴起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

材料一8世纪开始，欧洲社会生产力就开始回升，财富的增长和贸易活动的开展，人们对罗马法的兴趣提升，尤其是商业发达的意大利北部城市。人们对法学的狂热，直接导致了一些大学的产生。11至13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内部发生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反映的正是关系微妙的教权和王权之争。进入13世纪，受惠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阿拉伯文化倒流回欧洲，代表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的阿维洛伊哲学与代表正统的基督教神学的阿奎那哲学开展了激烈论争。这些富有时代意义的哲学论争对大学生十分有吸引力，因而与这种论争有关的科目，如逻辑学处于十分受宽的地位。

——摘编自许晓平《西方大学起源的社会背景》

材料二 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着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的大学。1950年10月3日，在人大的开学典礼上，刘少奇明确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是以为工农服务为目的的。我们国家的教育也应该是为这一目的而服务的。”其本科8个系主要为经济系、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借贷系、贸易系、合作社系、工厂管理系等。在中国的高校中，人大是最早聘请苏联专家且聘请数量最多的学校：至1950年4月，到人大进行援助的苏联专家共有36人。1950年11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党组，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保证了中共对高校的领导。

——摘编自刘颖《建国初期中共新建高校的特点及其影响－—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中心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