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粮食是战略资源，粮食流通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1979年，国家将小麦、稻谷、谷子、玉米、高粱、大豆等六种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86%。1982年，在坚持统购统销前提下，国家统购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由1981年的113种减少到60种。1983年，除少数重要农副产品外，允许多渠道经营粮食。国营商业积极开展议购议销业务，参与市场调节；供销社可以灵活购销；农民完成统购任务后，可以进城经营。这一阶段改革，粮食流通由计划向计划市场相结合的调节转变，但受计划经济影响，尚未触及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市场作用十分有限。农村改革和国家提高粮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粮食短缺状况逐步改善，为进一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摘编自《1978年以来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相配套的国家配置资源和调节价格的措施，导致价格体系不合理现象严重，物价水平波动较大。1978年以后，在维持价格总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国家首先是通过此升彼降的方式缩小价格“剪刀差”。从1978年到1984年，国家一方面逐步地提升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使得两者之间的比价趋于合理；在工业领域，一方面提高工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另一方面降低加工工业品价格，缩小工业内部比价不合理程度。随着改革实践的进行，国家更侧重于通过转变价格形成机制来从根本，上解决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在对传统计划体制内产品进行调整的同时，对国家难以有效调控的工业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等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市场调节。此后.，价格改革进一步深化，改革范围也随之扩大。

——摘编自刘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格改革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据有关史志记载，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现象：“八分桑柘二分禾，万顷池塘错犬牙。白手生涯人自给，缎丝采叶捕鱼虾”；“禾田多变塘基，莳禾之地，不及十一，谷之登场亦罕矣”；“境内无稻田，仰籴于外”；“旧原有稻田，今皆变为基塘，民务农桑，养蚕为业……女善缫丝。”

塘泥是桑基的主要肥源，每年冬季塘鱼起捕，干塘后把塘泥运上桑基作肥料。栽桑养蚕，蚕沙（粪）施入鱼塘后，既起肥料作用，又可作为鱼的直接饲料。“桑基鱼塘”造成生态的良性循环，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很快在太湖地区推广开来。

——摘编自邢湘臣《从“桑争稻田”看明清发展“桑基渔塘”的必然趋势》

材料二   江苏吴江县历来是我国著名的湖丝产地，蚕丝收入是农村的主要经济来源。1929年，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在弦弓村组织村民成立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村民共入股集资753股（每股20元）。合作社社厂合一，由理事会进行管理，生产技术由女蚕校师生负责。丝厂生产分剥茧、煮茧、缫丝等8个职能部门，共有坐缫车32台，招募本村女工80余人。女工采取计件工资制，按劳取酬；原料茧由社员提供，据合作社章程按质论价收茧。丝厂经营以自缫自销为主，年终结算时社员获得丰厚的红利。

——摘编自周德华《中国首家农村股份制合作企业——开弦弓丝厂》

材料三   1929年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将弦弓村（江村）丝厂的创办称为“中国农村工业中大改革方案的先驱”，是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是将现代机械引入农村的伟大变革。他认为，“国内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1981年，费孝通再访江村，江村的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1983年底，费孝通以此写出《小城镇再探索》首次提出“苏南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成长模式之一。

——摘编自吴晓波《跌宕一百年》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国家政权和国家制度的重构，明确农村地区的土地产权关系成为逐步理顺农村工作的前提。同时，党和人民政府通过废除保甲制度、颁布《婚姻法》等治理举措，崩解了农村社会原有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旧政治权威。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村政府与乡政府并立为基层政权。

——摘编自丁云《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发展变迁》

材料二   1958年，《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按此决议，原有的几十甚至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均的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将一切生产资料上交给人民公社，统一分配。人民公社不仅要管生产、管政权，还要管社员生活，形成一种“政社合一”模式。直至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农民才开始从高度集体化的治理体制中脱嵌出来，家户重新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农村社会重归分散，“政社合一”模式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1983年，全新的乡镇基层政权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同时，伴随农村经济活力的充分调动，多元利益主体纷纷出现，村委会成为群众自治组织，也是整合农村社会的组织。

——摘编自祝传佳《新中国成立70年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变迁研究》

材料一   改革开放第一期改革是1977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是“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政策不放行，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不可能搞得那么快，而且一下子铺到全国。没有政策的跟进和各级领导人的认可、默许甚至支持，最终到高层形成政策，也不可能顺利实施。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各种力量的结合，从中可以看出历史本身发展的丰富性、复杂性。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发展和扶持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五动的过程，有自发的，我们同意一个观点，就是随机行走和有限理性的结合。地区竞争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了，当时，羊毛大战，烟叶大战等等，竞争很激烈。地方政府成了有限贵任公司，等于说成了市场主体。张五常认为，地区竞争是最好的制度。国内经济学家不认同，认为市场越发育，改革越深化，政府越应该往后退，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农村政策，实际上还是一个调整的政策，一个是提高农产品价格，一个是尊重农民的自主权，生产队的自主选择权，后来这个效果很明显，所以获得了高层的一致认可，特别是在1983年以后，农村改革就成了明星，大家都拥抱农村改革。为什么效果出来了，几方面得利农民解决温饱问题，市场繁荣了，城市老百姓的餐桌上也丰富了，国家狂购解决了，这三方面都得利了，所以这提高了农村改革信誉，提高了整个改革的信誉，提高了改革的信心。

——摘编自萧冬连《从历史学角度解读中国的改革开放（下）》

材料一   1978年和2006年福建部分经济指数对比表

——据国家统计局、福建省统计局数据编

材料二   从1985年开始，福建省逐步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放开农副产品市场，市场机制的“无形指挥棒”指挥着农民发展多种经营。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林、教、渔业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2003年开始，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继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配置优势产业，规划建设临海蓝色产业带、西北绿色产业带和阅东南高优农业带等三个特色产业带。

——摘编自叶珙、黄茂兴《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农业结构调整的演变及展望》

材料一   在斯大林逝世的前几年，苏联农业发展非常缓慢，单位面积产量始终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粮食产量从1913~1953年基本没有提离。1954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的爷谷物生产和开些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报告》，规定1954年-1955年至少开垦1300万公顷荒地。（政府）原来对农业生产规定非常细致，规定播种面积、播种时间、技术措施、收割期限，1955年13月通过《关于改变农业计划工作》的决议，废除国家下达的指标。1958年6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从1958年7月1日起，取消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粮食、油料、蔬菜、肉、奶、蛋、羊毛、饲草的制度；从同日起，国家实行统一的产品收购办法。

——摘编自张建华《俄国史》

材料二   1979年9月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于问题的决定》，提出“当前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二十五项政策和措施”。《决定》把“草案”中不许包产到户”六个字删掉了，代之以“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除有法律规定者外，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社、队执行，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

——摘编自郭大钧主编《中国当代史》

材料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1981年底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在农副产品的购销中实行合同制，通过合同将国家计划和农民生产协调起来。1983年开始，中央陆续制定调整农副产品购销的政策，逐步减少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品种和数量，并采取多渠道经营。1984年，农业丰收导致全国性的“卖粮难”，改革流通体制，势在必行。198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针对统购派购制度的改革文件，规定：粮食、棉花、油料、烤烟、蚕茧、糖料等大宗农副产品继续由国家定价，实行合同定购，农民完成合同定购任务后，可以自由购销。

——摘编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