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经过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投机势力，而且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治理能力。到1950年4月，全国财政收支果然出现了接近平衡的新局面。长期以来民众深恶痛绝、国民党政府一筹莫展的恶性通货膨胀的状况，终于根本改变。 “如设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当年12月下降为85，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完全稳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次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摘编自李攀《财经战线的淮海战役》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土地短暂的私有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对农村进行的制度改革逐步确立并推广，适应了当时最广大农民的需求，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提升，极大地解放与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

——摘编自杜志雄《70年中国粮食发展的成效与经验》

材料一   随着农村改革向全省推进，安徽农村经济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其道路如何走？既然改革能在农村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那么城市为什么不能进行改革？一度时期，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在城市中普遍推广。自从农民有了多余农产品，自主交换也随之而来。1979年国家首先松动了农产品的价格管制，大幅度地提高了18种重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幅度达22.1%。1983年国家规定农民完成粮食收购任务后可多渠道经营，价格由双方议定，也即市场价格。自此展开了粮食价格的双轨制。我国劳动力开始向非产业转移，谋求创业、一大批乡镇企业应运而生；接着是成亿计的劳动力外出进城打工，这些都成为必然趋势，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由此而出现，前后达30年之久，至今还没有结束。

——摘编自孙自铎《农村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贡献》

材料二   邓小平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改变了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弹性的解释体系”，是与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承认收入差异性以及更重视价格配置资源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这些观念对于确立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和1999年宪法的修改都具有先导意义。40年来，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以制度的局部创新和地域的局部开放为突破口的改革模式，在旧有的传统体制尚未彻底消失的前提下进行新体制的尝试。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渐进性变迁和激进性变迁相融合的特征。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总体上无疑是渐进式的，具有试错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

——摘编自王曙光《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

材料一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自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变革在小岗村取得成功之后，在1979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允许当时农村最贫困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从1980年开始首先实行“大包干”的决议。1980年年底进行清点时，发现全国有14%的生产队采用了“大包干”的形式，不管这些生产队原来的生产情况如何，在采取了包干到户的这一年内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1981年开始政府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推广到全国，在当年年底实行的生产队就达到了45%，第二年提高到80%，到1984年全国农村99%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

——摘编自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

材料二   1998年以来，为解决我国部分农村地区收听不到广播、收看不到电视的突出问题，国家实施了“村村通”工程。这一工程的实施，有效扩大了农村广播电视的覆盖，解决了近1亿农民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问题。实践证明，“村村通”是各级政府为广大农村群众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受农民群众欢迎的民心工程，是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工程，对于传播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传播先进文化、普及科技知识，对于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对于促进广大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十一五”全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规划》

材料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合作社运动方呈复兴之象。各省市设置专门行政机关指导合作社工作，国民政府也于1934年颁布《中华民国合作社法》来进行规范。1928年，中国合作学社、中国合作运动协会等民间研究机构成立，从事合作事业的宣传、指导及调查研究等工作。同时，中外私人合作团体热心指导我国人民设立合作社。尽管南京国民政府采取许多措施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社数和社员数年年有所增长，但合作社覆盖面仍然很小，并且各地发展不平衡，这就决定了其所起作用是很有限的。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的解放区大力推动合作社运动和合作社的发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反对敌人的封锁和扫荡，建立独立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都大力支持合作社经济。

——摘编自张念瑜《民国时期合作社发展的得与失》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农民合作社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引领广大农民进入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与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同构成了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地实践的不断丰富，农民合作社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称谓也在不断变化，由最初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逐渐演变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法规推动下，农民合作社发展迅猛。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我国的农民合作社与世界上多数国家合作社的最大区别，也是中国农民合作社独具的特色。1995年9月，国际合作社联盟重新确定了合作社的基本价值，进一步修改了合作社原则，以指导世界合作社运动的发展。

——摘编自田友《农民合作社称谓演变及其原因分析》

材料一   均田制的破坏导致租庸调制无法实行，政府税收难获保证，而诸多藩镇不纳贡赋，对藩镇用兵又耗费巨大，更是加重了财政负担，遂使唐朝的财政陷于严重危机。整顿财政，改革税收制度，成为唐朝的当务之急。唐朝全面的赋税制度改革，是在德宗时实行的。针对土地兼并严重，佃户、客户、逃户、隐户众多的现状，宰相杨炎制定两税法。两税法的基本精神为：无论是原住户还是外来的客居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赋税征收不再以人丁为主要依据，而以土地财产为主要依据。

——摘编自王家范、张耕华等《大学中国史》

材料二   家庭承包经营显现出相应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小规模的家庭分散经营难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二是小块田地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科技水平提高；三是农地产权确权不明，缺乏土地相关处理权益；四是分散的小农经营无法克服农业生产的盲目性，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交易成本和农业生产经营的不稳定性，难以适应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基于以上问题，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农业经营体系的完善与发展。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在中国存续两千余年的农业税被彻底废除。

——摘编自顾海英、王常伟《从耕者有其田到乡村振兴——中国特色“三农”道路的探索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