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6日第一财经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预算，当前我国低龄老人（60-69岁）总量保守估计已经达到了1.5亿，从2022年开始，我国就进入到退休高峰期。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与前朝相比，清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据《东华录》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丁男之数是1000余万。其时，户籍以一户一丁计。若按户各五人推算，加上由于种种原因而隐瞒的人口，实际数字在6000万上下。到康熙时突破1亿；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猛增到3亿以上：1834年（道光十四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6倍以上。同当时的生产力相比，其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我们来看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口因素是如何在改革中被转化成高速经济增长的呢？我讲三个故事，作为改革开放三个历史瞬间的代表。第一个是小岗村的故事。……家庭联产承包制赋予了农民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的权利，因此，一旦剩余劳动力显性化，需要转移的时候，体制条件便逐步与之适应。先是转移到更广义的农业即林牧副渔产业上，继而转到农村的非农产业即乡镇企业中，再进一步依次转移到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第二个故事——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及其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肯定了经济特区，肯定了市场经济，推动了对外开放。从此，沿海地区吸引了更多的制造业投资，吸纳了大规模地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这种重新配置在微观上提高了农民收入，同时在宏观上提升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第三个故事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我们就真正地逐步参与到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之中，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利余劳动力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当中，通过贸易中取得了国际竞争力，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兑现了我们的人口红利。……直至2010年之前，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0%。如果查阅世界银行的各国数据会发现，这个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也找不出任何国家在任何其他时期有过出这样的经济增长表现。正是由于独特的人口转变阶段，与独特的改革开放举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在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家年会上的发言

材料一   据有关史志记载，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现象：“八分桑柘二分禾，万顷池塘错犬牙。白手生涯人自给，缎丝采叶捕鱼虾”；“禾田多变塘基，莳禾之地，不及十一，谷之登场亦罕矣”；“境内无稻田，仰籴于外”；“旧原有稻田，今皆变为基塘，民务农桑，养蚕为业……女善缫丝。”

塘泥是桑基的主要肥源，每年冬季塘鱼起捕，干塘后把塘泥运上桑基作肥料。栽桑养蚕，蚕沙（粪）施入鱼塘后，既起肥料作用，又可作为鱼的直接饲料。“桑基鱼塘”造成生态的良性循环，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很快在太湖地区推广开来。

——摘编自邢湘臣《从“桑争稻田”看明清发展“桑基渔塘”的必然趋势》

材料二   江苏吴江县历来是我国著名的湖丝产地，蚕丝收入是农村的主要经济来源。1929年，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在弦弓村组织村民成立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村民共入股集资753股（每股20元）。合作社社厂合一，由理事会进行管理，生产技术由女蚕校师生负责。丝厂生产分剥茧、煮茧、缫丝等8个职能部门，共有坐缫车32台，招募本村女工80余人。女工采取计件工资制，按劳取酬；原料茧由社员提供，据合作社章程按质论价收茧。丝厂经营以自缫自销为主，年终结算时社员获得丰厚的红利。

——摘编自周德华《中国首家农村股份制合作企业——开弦弓丝厂》

材料三   1929年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将弦弓村（江村）丝厂的创办称为“中国农村工业中大改革方案的先驱”，是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是将现代机械引入农村的伟大变革。他认为，“国内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1981年，费孝通再访江村，江村的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1983年底，费孝通以此写出《小城镇再探索》首次提出“苏南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成长模式之一。

——摘编自吴晓波《跌宕一百年》

材料一   自北魏孝文帝起，历代均田制的实施，就是不普遍的、打折扣的。以唐代为例，尽管唐初均田令规定授予民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但各级官员利用特权大量占田，“公田”日少，再加上“丁口滋生”，政府并没有足额土地授予民众。唐代开元年间的户籍文书记载，有户主余善意应受田一顷六十一亩，实际只受二十八亩，但要交的租调却一点未减，需要“纳租二石（“一丁之租”）。民众苦困，“耕者日少，田有荒芜”，到武则天时，“天下户口，亡逃过半”。

——摘编自杨志玖《论均田制的实施及其相关问题》等

材料二   明代前中期江南平原实行水稻一年一作制，一个无牛农户可种稻25亩上下，自明后期以来，水稻与春花轮作的“新一年二作制”逐渐推广。在这一新的耕作制度下，时人提出：“上农夫一人止能治田一十亩”。在苏州、松江等江南蚕业和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妇女大多不下田劳动，所以农户耕田更要少一些。明后期以来江南“人耕十亩”经营规模的出现和普及表明这种经营规模下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比其他经营规模更佳。

——摘编自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

据《渔民村村史》记载，渔民村人最早是漂泊在东莞一带的水上人家。这些被称为“水流柴”的东莞人路过罗湖桥时，无意间发现深圳河水清鱼肥，于是决定住在这里打鱼。近代以来，尽管这片土地与香港近在咫尺，但却异常贫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政府的鼓励下，渔民们开始上岸盖草棚、辟鱼塘，开始定居生活，然而生活依然非常清苦。

改革开放春风吹来，渔民村的村民们开始展开小额贸易，组建运输车队和运输船队，发展养殖业，随后办起了来料加工厂。渔村逐渐富裕起来。1992年，随着全市进行农村城市化改造，渔民村人一夜间变成了市民。原本的村集体企业也变成了股份制公司。由于外来人口增多，不少村民乱搭建住房用于出租，导致缺乏管理，村里卫生很差，污水横流，老鼠乱窜。2001年起，渔民村开始改建工作，新建了综合楼和小高层，成立了物业公司专门管理房屋出租。2008年后实行智能化社区管理，成为城中村改造的样本。

——摘编自凤翔《深圳人与深圳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