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胡鞍钢《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

——摘编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材料一   新中国初期的一五计划从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譬如，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对于国营经济是直接计划、指令性计划，对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间接计划，对于集体经济则是指导性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促进农业发展，以占基本建设总支出7.5%的资金用于农业投资，国家在财力上尽可能支持农业合作化，改善民生。“一五”时期，在解决资金问题上，国家财政收入共为1354.9亿元，国外贷款为36.4亿元，外债仅占总收入的2.7%。

——摘编自董志凯《“一五”计划与156项建设投资》

材料二   ……完成国家计划，纳税与利润比上年增长的，奖金可以适当增加；未完成国家计划，纳税与利润比上年减少的，奖金要适当减发或停发。

……企业内部使用奖金的形式，由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可以采取记分发奖、浮动工资、计件超额工资等形式……要体现出鼓励先进、奖勤罚懒、多劳多得、奖励超额劳动的精神。……企业应按上级核定的比例，分别建立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和后备基金。企业发放奖金应从提取的职工奖励基金中开支……不准挪用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后备基金发放奖金。

——《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发放奖金有关问题的通知》（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日）

材料一   两宋之际，北方战乱的影响与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继西晋、唐中期以后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在中国历代的人口分布上，北宋末年首次出现南北均衡。此后，南方的人口优势逐步确立，南方经济明显领先，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远离了北方，南盛北衰的局面完全确立。元明清时期，这种趋势继续发展。

——摘编自章开沅《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持续增长，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

——摘编自郑真真、杨舸《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

材料一   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1953—1957年政府先后8次发出指示，改变自由迁移政策，为控制城市人口现模，限制农民进城。195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首次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提出限制性政策，全体公民被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粮油供应由国家解决，从而形成了与户籍相关联的社会福利制度。1982年1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1984年1月中央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0月，出台政策规定，凡申请到集镇（指县以下集镇，不含城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公安部门应办理入户手续，除口粮自理外，其他同集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据统计，1984—1990年全国共计有500万农民落户城镇。2016年相关政策要求“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

——摘编自郭东杰《新中国70年：户籍制度变迁、人口流动与城乡一体化》

材料二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发展，催生了城市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1979—1992年，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从17.6%上升到23%、12.6%上升到26.9%。1978—1999年城镇化水平由17.92%提高至30.89%。2000年以后，政府逐步放宽并改善农民工的进城条件，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居民平等共享城市中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据统计，2000—-2016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50%下降到27.7%，城镇化水平提高至57.35%。1978—2016年，中国年均劳动力利用效率提升15.6%，并且提升幅度在逐年增大。

——摘编自张广胜、田洲宇《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变迁、贡献与展望》

材料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在农村，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农村社队生产经营和分配的自主权，实行并逐步完善多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鼓励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城市初期的改革主要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和利润留成，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1984年后，城市改革全面展开，改革企业经营机制成为改革的方向；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初步建立以税收、利率为杠杆调节市场的机制等。

——摘编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二   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1964—1982年），实施新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在坚持集中计划的前提下，扩大企业的某些自主权；利用价格、信贷、奖金等经济杠杆刺激企业改善管理；改进农产品收购制度，提高收购价格；支持发展个人副业等。……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从法律上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规定企业实行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等。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材料一   仅在实施的头一年，就有一万家企业租了出去，其中大部分都转到了私人手上。按规模说，都是工人不超过五人的小作坊；它们通常利用本地的原料，生产日用必需品。和以前相较，对照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在苏维埃政权的初年私人贸易是被禁止的，而对工人的剥削是绝对不允许的。

——摘编自列利丘克《苏联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

材料二   联邦德国私有化的主要程序是通过私有化法，以规范私有化的目的、范围、程序和出卖企业私有化收入的使用途径。联邦所有的大型企业私有化的方法是出卖股票，逐步减少联邦持股比例，从部分私有化到完全私有化。

在将国有独资企业改革为国家和私人合资企业后，德国在70年代改革的重点是减少联邦政府的间接参股。通过出卖参与股份的公司，使联邦政府完全退出。

1970年联邦经济活动收入占联邦财政收入的1.26%，到1977年这个比例已经降低为0.34%。

——摘编自朱秋霞《德国财政制度》

材料三   为完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以提高企业活力，放权让利、加强企业的责任制成为80年代的国营企业改革的重点。“放权让利”的改革是从四川开始的。197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委、省政府选择了有代表性的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等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逐户核定企业的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的目标，允许他们在实现目标以后提留分享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量奖金。

——武力、肖翔《环球视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