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城多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城多间人口流动更为频繁，更为自由。由于农业部门的剩余增长有限，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其中一部分流入大型城市，另一部分则流入近域的集镇从事手工业生产。在农村集市发展的影响下，未从乡村体系中流出的部分农民也开始从事服务于市镇消费的商业化农业生产，如江南地区农村以输出棉布，绸蛾为主要生计。工商业者也出现了从事农业的情况，其兼业形式基本都是以消费市场的需求为主。当农产品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专业的工商业者就会增多；而当手工业生产条件恶化，工匠又会转为从事农业，所谓“四民”分业已远无法概括行业间或部门间分工的实况。这些变化“模鞠了城多界限”,而将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陈海明《中国城多的复合双重结构——唐宋以来城多发展脉络的启示》
材料二
——摘编自买丰华韩文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多关系：历史脉络、阶段特征和未来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主要表现及其推动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乡关系发展趋势。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乡一体化的认识。
材料一 古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主要依托乡里组织展开和进行。由一群少拿或不拿官俸的乡里民众来担任各种职务。乡里组织作为法定基层组织，拥有国家赋予的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力，与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血缘群体不同，乡里组织是政府强制在基层社会推行的，以地缘为特征构建的法定行政区划，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们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乡里组织。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有一个独特的群体——“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士绅阶层包括士族和乡绅。他们拥有柔性权力与威望，依靠这种影响力而成为治理者，治理着当地的社会。而治理中所依据的礼法，除了国家制定的明文律法和制度之外，士绅们可以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及现实需要，制定相应的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
——摘编自薛凤伟《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域乡分立的两种基层治理体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建构了以居委会为基础的“街道—居委会”城市基层组织和治理制度。在农村，逐渐建立了“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每一个农民都被纳入公社组织和体制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宜山、罗城等地的村民群众自主探索，率先创造了村民自治制度，国家在城市普遍推行居民自治。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在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中积极推动城乡基层基本治理制度的一体化。同时开展了城中村改造、特色小镇建设、田园综合体建设等一系列新型城镇化行动，进而生成了城中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不同于传统城乡社会的特殊社会样态。
——卢福营，沈费伟《中国基层治理的空间格局：历史演变与影响维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基层管理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明末清初，由于长期的战争，重庆地区人口稀少，满目萧条，经济和社会遭到空前的破坏。广大农民不仅要承担规定缴纳的租赋，还要承担超过正赋数倍的加派、杂税和力役。为了恢复重庆经济，清王朝实行了一系列鼓励移民的措施……乾嘉年间的重庆人绝大多数是移民的后裔。据巴县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八年重庆定远厢共有300户，其中从事工商业的占208户。同时，大规模移民也导致了重庆地区人口的迅速膨……1810年到1850年，重庆城市人口从5万增加到20万人。移民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
——摘编自李东芝《近代重庆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1876~1949）》
材料二 重庆商业中心形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时期，因而就不能不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征。重庆商业中心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以1891年强迫重庆开埠为标志，“商埠且因外人的强迫而开放，商人的地位便完全被动”。商业投机是指利用或操纵市场，通过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等手段而牟取暴利的商业活动。投机商人预测某种商品价格或黄金、外汇、有价证券将要上涨或下跌，以少量押金大量买进或卖出，等价格涨跌时就卖出或买进，从差价中牟取暴利。在重庆开埠后的很长时间里，商会和同业公会管市场，政府放任自流。
——摘编自周勇
材料三 1983年2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在改革试点中，重庆实行计划单列，并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扩大了重庆管理经济社会的自主权，突出了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重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可以直接向中央申请立项，自身的财力也得以增强。在此基础上，重庆市提倡按经济规律办事，引入市场机制，增强了企业和社会经济活力，这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和实践发展逻辑是一致的。
——摘编自袁仁景《改革开放一重庆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末清初重庆的社会经济状况，并分析清朝鼓励移民对重庆经济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重庆商业的特征。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重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重庆浦陵机器厂的前身——上海动力机制造厂，它始建于1958年。1964年，上海动力机制造厂400名职工和200名家属响应党中央号召，怀着建设大西南的革命热情，加入到三线建设的内迁潮流中，从繁华的黄浦江畔迁到重庆远郊。浦陵厂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要求，从工程设计、设备制造、施工管理等方面，彻底打破苏联那一套少慢差费的束缚，创造了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体现勤俭建国精神的办法。在中梁山、缙云山脉之间选址建厂。
材料二 重庆浦陵机器厂第二次创业期大事记（1980—1996）
1985年，重庆浦陵机器厂开始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
1986年8月，浦益斯公司成立，成为重庆市第一家中美合资的实体性企业。
1990年10月，“不完全淬火”新工艺取代传统的“完全淬火”方法，产品合格率提高到100%，月节约资金两千元。
1991年9月，企业被全国总工会和国家体委授予“全国职工冬季长跑先进单位”。
1993年12月，中港合资企业—浦嘉利发动机有限公司成立。
1994年5月，浦陵厂被重庆市政府授予“重庆市工业企业五十强”称号。
1995年2月，浦陵文化乐园开业。
——摘编自《重庆浦陵机器厂企业历史资料》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浦陵厂内迁重庆的背景，简析这一时期内迁潮流的重要意义。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浦陵厂第二次创业期发展的有利因素。
| A．说明中国完全放开农村市场限制 | B．说明农民可以自由从农村到城市 |
| C．反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调整 | D．反映中国逐步实现了城乡一体化 |
首钢，自1919年扎根于石景山起，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百年历程。各个时期在工人中传唱的歌谣，体现了时代的变迁。
所处时期 | 歌谣内容 |
1919-1948年 | 蒿草半人高，烟囱鸟做巢，黄沙吹满面，野兔遍地跑。总也不出铁，生活没依靠，救国更没招。火车一冒烟，来到石景山。干的牛马活，吃的混合面。鞋子没有底，袜子耍了圈。鬼子刺刀下，早晚一命完。要想回家去，没有盘缠钱。工人天天盼，鬼子早完蛋。 金元券法币票，开支发了一大抱，一斤粮食买不到，饿得肚子咕咕叫，工业救国成口号。 |
1949-1978年 | 修好旧机车，点燃炉中火，炼出好铁水，献礼新中国！ 一天打破两面鼓，两天敲碎三面锣，不是锣鼓质量差，是社会主义建设喜事多！ |
1979年以来 | 说改革，话开放，工资年年往上涨，做主人，创第一，我为四化多炼钢！迎奥运，大搬迁，转岗分流没怨言，奔赴河北曹妃甸，还给首都蓝蓝的天！海滩新建大钢广，挺进世界500强，炼出一流优质钢，再创首钢新辉煌！ |
材料一 从16世纪初开始，公开发售国债成为欧洲许多国家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办法。1688—1689年，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英格兰具备了为6年后在一片信任的氛围中创建英格兰银行所必需的条件。英格兰银行把短期公共信用业务并入一个半公营的现代货币银行体系。从1713年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公债增长了1倍多，到“七年战争”结束时差不多又翻了一番。英国的公债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的1.273亿英镑，到1783年增加到2.429亿英镑，几乎翻了一番。
——《经济系统与国家财政》
材料二 1927年起，国民政府滥发公债。1932年，政府应付各种内债本息2.1亿余元，每月平均偿还1700万元。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鉴于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中，政府每月财政支出仅军费一项需1800万元，不敷达1600万元，提出挪用每月内债还本付息基金以应急需。此消息引发市面恐慌，上海金融工商界纷纷致函反对。全国公债持券人会在宣言中指出：“此种举措，不啻将全国人民历年备置之财产，宣告没收，减绝人民之生计，破坏国家债信，而一方对于截留税收，冗军浮费，则坐视不敢处置，以致财政一无办法，乃不得不攘夺人民生活之源泉，以供政费暂时之挹注，此种举措徒起截税者之野心，为滥费者张目。全国国民，为国家经济立场，允当群起，誓死反对。”国民政府被迫于1月18日收回停付拟议。
——《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
材料三 1981年，中央决定发行国库券。3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发行国库券是平衡国家财政收支、调节和引导国民经济向协调方向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1981—1987年，每年国库券实际发行量都超过计划发行额，总其发行361.76亿元，1985年起可以贴现和抵押贷款。通过发行国库券，将人民群众手中的部分购买力及其他一部分社会财力集中起来，暂时转移给了国家，增加了国家重点建设的投资。
——《中国共产党公债政策的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7—18世纪英国公债规模持续扩大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全国公债持券人会反对国民政府停付内债本息的理由。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中央发行国库券的作用。
材料一 1965年后，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带动下，大批工厂、工人、干部、资金、设备等涌向了中西部地区。至1971年，内地逐渐形成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化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三线企业多布局在没有工业基础的山区，与周围农业社会难以进行有效互动，往往形成“墙内飞机导弹，墙外刀耕火种”的分割状况。三线企业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并实行高中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在大量企业内迁及中央投资减少影响下，东部城市工业生产能力受到了削弱，中国的城市化总体上呈现停滞状态。
——摘编自徐有威、陈熙《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二 1979年，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具体方法上，一是根据原料、市场、技术、信息原则实行“脱险搬迁”，二是对留在原地的企业进行产品方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三线企业多为国防工业中的骨干企业，对企业员工来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献精神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在“七五”至“八五”时期，国家对三线企业减免或退税的总额达30多亿元。从整体经济效益上看，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据陈东林《走向市场经济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成功的原因。
材料 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国有企业改革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国营企业”→“国有企业”→“国家出资企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营企业最初的改革是政企合一下的“放权让利”，试图通过“企业基金”，“利润留成”等方式扩大财务自主权，以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随即经国务院批准，通过了《关于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的规定》《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利润留成的规定》。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国有企业迎来了较大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开始探索并建立了适应社会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为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摘编自李保民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三中全会与国企国资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总结国营企业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营企业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代流民的规模很可观，少者几千，多者十几万。隆兴二年，诏“开封府及京东西、淮南、江东、河北、河东路，明道二年以前流民去乡里者，限一年令归业者，仍蠲（免除）赋役一年”。……负责登记工作的是在城各厢官吏，“每见流民，逐家尽底唤出本家骨肉，亲自当面审问的实人口，姓名口数。逐家便给历子一道收执，照证准备请领米豆”。……也有流民由于资产的雄厚，转变为坊郭户。一部分寄居在城市的流寓之人取得常期定居权。
——摘编自陆爱勇《宋代城市人口管理探析》
材料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流动成为时代的必然产物。国务院于1984年10月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至此，农民涌向城镇的闸门逐渐开启。随着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镇，城市的铁路运输和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巨大压力。1989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政策也由“控制盲目流动”调整为“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
——摘编自尹德挺《改革开放30年我国流动人口政策变迁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针对城市流民采取的管理措施，并分析其带来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政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