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英货输入总值，1842年为426万元，1845年，达到1053万元。由于运到中国的棉毛织品销路不广……从1846年起，英国输华商品量开始减少。1846年到1855年的十年间，除了1851年、1852年两年外，始终没有达到1845年的水平。

——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

材料二   伦敦和利物浦的商界……希望：自1842—1844年签订的条约应予修订……中国关税应予重订；另外，所有的外国人均可进入大多数的港口，甚至可以沿河道和运河深入中国的内地。

——《两个世界杂志的年鉴》第7期（1856—1857）

材料一：19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开始侵略中国并逐步升级，使中国人深刻地意识到什么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类似三元里抗英、联省自保这样以局部自保为目的的事例逐渐减少，全国性的革命运动显著增多。近代以来，中国被迫融入国际社会，许多西方近代观念，如民族国家、主权、国际法等大量涌入……大致在1905年前后，民族主义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已经形成。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本民族无比热爱、无比忠诚的强烈感情，它一经产生，对本国、本民族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摘编自易刚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材料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可以称之为新民族主义。正如伯林认为，“世界主义是空洞的，人们若不属于某个文化，是无从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不仅仅是在“长江、黄河、黄皮肤”等这些地理及生物种族认同的基础之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休戚与共、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民族精神。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团结、民族精神逐步提升与整合，新民族主义情绪化倾向逐渐衰落，理性化逐渐增强。全球化趋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民族主义要想获得较好的发展，必然要保持开放性。

——摘编自李军虎《浅论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内涵及特征》

材料一   近代以前的传统中国是一个自以为世界中心的封闭体系，其基于“天下共主”理念的中央王朝，都把自己凌驾于万邦之上，而把周边地区的国家和部族视为“藩属”或“夷狄”。这些藩属国必须按时向中央王朝“进贡”，得到本朝天子的“册封”后，才能取得合法统治地位。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四夷为外服，以“朝贡”为理想图式的“华夷秩序”。美籍历史学家徐中约认为“儒家意识的天下一统帝国，传统上不维持任何西方所理解的平等外交关系；也不承认有任何对外事务，只认为有藩务、夷务或商务”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二   近代以来，经过长期的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中国政府在被动应付中寻求主动，从探索性地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又经过清末十年基于“外务部”的外交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传统体制的残迹，为民国外交体制奠定了基础”，终于形成了基本上符合国际外交通例的近代化的中国外交体制。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成立，改变了中国的行政模式，完成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但中国的分裂状态与国际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转变，致使这种近代化的转型还远远不能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