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英国物价急剧上升，大量穷人和乞丐因饥饿而死，社会秩序混乱。面对这一危局，当时英国政府针对物价出台了一系列干预和遏制政策，而立法作为一种重要的价格管制工具得到充分运用，尤其是王室敕令这一法律形式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据统计，当时共有30项敕令针对食物、肉类、糖类、啤酒花、酒类、弓箭盔甲等6类商品制定了官方最高限价。鉴于伦敦在全国政治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都铎政府对伦敦的价格管制高度关注。为保障物价管控效果，都铎政府严惩违抗限价命令的官员。这些举措为都铎王朝时期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营造了较为有利的环境。

——摘编自柴彬《英国近代早期的物价问题与国家管制》

材料二：解放初，物价飞涨，投机商们首先从捣乱金银开始。短短23天，黄金价格上涨了2.11倍，银圆价格上涨了1.98倍，市场物价上涨了2.7倍以上。面对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决定开展打击，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动军警，查封了金银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对首要投机分子逮捕法办。有效地制止了银元上涨而引起的物价波动。此后，投机商们并不甘心认输，又将目标转向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市场。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运足够的粮食、棉纱、棉布等物资，集中抛售，降低物价，给投机商们以毁灭性打击。

——摘编自《中共党史简明教程》

材料一   1949年11月15~30日“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期间中央人民政府调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物资统计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从东北每日调运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入关；天津从全国各地调运粮食3.2亿斤，准备布匹35万匹，棉纱5000件；上海从全国各地调运粮食4亿斤，准备棉布110万匹，棉纱2.8万件；汉口准备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西安准备棉布40万匹。经过周密布置和准备，选择市场价格达到高峰之机，于11月25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使投机商措手不及。

——数据综合自《陈云文选》（1949~1956）

材料二   1955年“平均每社生产11.9万市斤，其中高级社为50.4万市斤，初级社为11.6万市斤，平均每人生产粮食812市斤，其中高级社为966市斤，初级社为808市斤，……与1955年全国每农业人口平均生产粮食706市斤来比较，初级社平均多产14.4%,高级社多产36.8%” 。收入方面,1955年“平均每户收入为424元,……高级社平均每户收入为776元”。农民生活得到改善，从根本上改善了全国普遍贫困的状态，也证明了合作社的优越性。

——摘编自《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材料一   全面内战爆发后,为了维持战争的庞大开支,国民政府无限制发行纸币。1948年前八月纸币发行量相当于1937年的47万倍。同时,投机商人纷纷抢购物资,囤积居奇,进行黑市贸易。随之而来的就是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从上海的米价来看,每担大米1月份值法币150万元,5月份值580万元,8月份值6500万元。

——摘编自龚书铎《中国近代史1919~1949》

材料二   新中国面临一个经济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财政困难,物价飞涨。党和政府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法律等手段,同上海等大城市的投机资本进行“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到1950年,全国物价趋于稳定。为了从根本上稳定物价,政务院通过采取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管理、物资管理、现金管理等措施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的统一。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