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印两国的谈判在（1953年）12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周恩来说道：“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
周恩来指出：中国政府“对于目前正在它的邻邦进行的战争和战争扩大的危险，不能不加以密切的注意。中国人民认为：朝鲜战争停止了，现在，印度支那战争同样应该停止。”
周恩来指出，亚非国家要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而非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亚非会议公报指出：“自由和和平是相互依靠的，自决的权利必须为一切人民所享有，自由和独立必须尽可能不迟延地给予现在仍旧是附属地人民的人们。”
——摘自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等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简述共和国初期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指出亚非会议公报对各自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所表明的立场。
材料一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个月里，同11个国家建交，它们均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8个月后建交国达到17个，此后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仅增加了5个，达到22个，其中包括5个北欧、中欧国家和5个亚洲国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缅甸。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
材料三 当周恩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他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历史的发展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以上三则材料均摘自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造成材料中所述情况的原因有哪些？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印协议中首先提出的目的何在？
（3）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应如何理解材料三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