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4年12月1日，缅甸总统吴努在访华时对毛泽东说：“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加佐·维约普拉诺托在1957年初回国述职时向记者畅谈他在中国的观感时说：“我跟中国最贴近的邻国，如印度、缅甸、尼泊尔、越南、阿富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大使们经常接触，到了今天，他们已经完全理解了中国和平政策的本质，为此对中国完全不再有任何顾虑。我们印度尼西亚在邻国中是距离最远的一个。却要神经过敏地担忧，那岂不是大笑话！”

——摘编自孙泽学、常清煜《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外交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10+1）对话、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推动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积极参与亚欧会议，作为观察员参加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主持东亚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等。周边地区的多样性决定了区域合作的多层次和多形式特征。中国通过机制化的平台更能拉近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中国与东盟共同创建了以合作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关系，上海合作组织旨在共同推动新型地区关系与地区发展进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在推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力求发挥引领而不主导的建设性作用。

——摘编自张蕴岭《新形势下推动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

材料一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为推动各方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达成协议付出了艰辛努力。周恩来介绍越、老、柬三国代表相识，促成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和相互了解。在中国代表团的晚宴上，三国代表相互谈起各自国家的情况及对会议进程的看法。三国代表都认为，直接接触有利于会议的进展，还约定今后直接联系见面。周恩来在伯尔尼法国驻瑞士使馆同孟戴斯-弗朗斯会晤时强调，解决印度支那问题，首先要停战。印度支那三国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我们承认解决三国问题的办法有所不同。

——摘编自廉正保《日内瓦会议风云录》

材料二   1954年7月21日，会议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协议，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签订了《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交战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这些协议规定：实现印度支那全境停火；法国撤军；与会国尊重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对他们的内政不予干涉。还规定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具体办法及其国际监察和监督措施，以及三国自由选举等。美国没有在最后宣言上签字，但声明将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去妨碍协议的执行。

——摘编自王春良、祝明《世界现代史》

材料   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决定召开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同时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4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万国官开幕。由于美国和韩国代表极力阻挠，朝鲜问题被搁置，印度支那问题成为日内瓦会议的主题，美国向法国施加种种压力，并加紧策划对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为促使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代表团利用英法和美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分歧，在会外与英法代表频繁接触。最终经过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于7月21日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结束了法国在这个地区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印度支那问题得以和平解决。周恩来总理如是总结：“日内瓦会议的成就证明，国际争端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的。现在世界上赞成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人已经越来越多。”

——根据吴建民《外交案例Ⅱ》等整理

材料一   周恩来同志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和国家外事工作。

——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有理想信念不难，难的是一生信念如一。年轻时，周恩来曾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这一生，他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

材料三   时时处处，他首先考虑的都是国家和人民。“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邓小平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曾这样说。

材料四   在外请客吃饭，周恩来从来都是按照标准自费。一次邀请随行人员吃便饭，省里同志要付钱报销他坚决不同意，饭店只得收取10元，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共收了20元。他担心付的钱不够，临走又留下10元请机场转交。

——以上材料均选自《永远的怀念——写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

材料一   一九七二年，是调整国内各项政策的一年，也是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面对风云变化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实现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前所未有的突破。-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二月二十七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二十八日，公报在上海发表。

——逄先知《毛泽东传》

材料二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把精力转移到国内建设上来，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也出现了有利于和平的变化。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派出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促成了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的达成。

——夏莉萍《当代中国外交十六讲》

材料   1954年4月，中、苏、朝、越四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日内瓦会议的预备会，各国代表通报对日内瓦会议的设想，并就参会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进行磋商。周恩来表达希望苏联和中国磋商协同行动的原则。经多次协商，中、苏、朝三国就朝鲜国家重新统一的纲领达成共识。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后，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代表与中、苏、朝三国代表开始陷入严重的对立，随后几天的讨论，很难形成协商解决问题的氛围。在谈判面临僵局的情况下，周恩来建议设立一个由中立国家组成的中立机构，对负责实行全朝鲜选举的朝鲜机构给予协助，法国代表认为该建议使“谈判前进了一步”，但遭到南朝鲜的强烈反对。日内瓦会议最终未能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方面达成任何协议。周恩来指出：“在朝鲜问题上，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在一个问题上是有收获的，即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了苏联、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在寻求用协商方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证明我们对朝鲜的和平统一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摘编自宋晓芹《停战后中国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