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期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1952年间，全民所有制经济成分由26．2%上升到41．5%，集体经济成分由0．5%上升到3．3%，私营经济由48．7%下降到30．6%，个体经济则从23%下降到20．6%。到1976年，工业产值达到3158亿元，比1956年增长172．6%;石油产量达到8716万吨，比1956年增长6．7倍。全国1/3的耕地实现机械耕种，农业载重汽车拥有量增长3．3倍，1976年比1966年粮食产量增长47%，达到2．86亿吨。到1976年，全国兴修了多条运输干线，改变了铁路尤其是南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落后状况。……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体制自身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阻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

——摘编自景晓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材料二   毋庸置疑，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市场经济能够形成巨大的生产力，是迄今为止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形式。虽然市场经济会出现市场失灵等现象，但社会主义在运用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通过制度的优越性把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也能够使我们防范和遏制经济危机的发生。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有力地纠正、抑制市场经济中所固有的弊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保证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按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前进。

——摘编自栾文莲《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

材料一   江南地区从宋朝大规模开发之后，苏州的市镇从明中期的102个到清末已经发展到264个，松江在同时期从59个增加到369个。清末之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对江南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南地区通过上海与国际市场联系，棉花、生丝成为江南地区出口国际市场的主要产品，农产品商品化的加深，使乡村经济商业化程度更高。棉花、桑蚕也成为乡村中的主要产业。这一时期近代工商业也在市镇和乡村中兴起，无锡的缫丝厂从“1919—1931年的短短12年间新建了41个丝厂，比1904—1918年建10个厂猛增了4倍多”。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加强了乡村对市镇、城市的依附地位。然而，20世纪30年代之后，“无锡全县桑田面积也急剧减少，由1930年的251037亩，骤降至1931年的150000亩，减少了40.25％”。

——摘编自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

材料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有效的政权推动下，开始对江南乡村的改造。中国传统的家庭、家族生活结构被人民公社的合作社所取代，高度统一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农民思想的高度统一。1978年之后的乡村改革，土地重新回到农民自己手中，家庭开始重新作为生产、生活的单位，也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江南乡村发达的在20世纪50年代被禁止的私营工商业开始复苏，乡村工业的繁荣，使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

——摘编自郭伟平《明清以来江南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与民间文化信仰研究》

材料一   中国历代以来的农民暴动，虽然一个跟着一个失败，没有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材料二   19世纪后期，恩格斯指出农村居民包括小农、中农、大农、大土地占有者以及农村无产者等，工人阶级“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中国革命“主要力量在于贫农，没有贫农，使没有革命”，但深受封建社会茶毒的小农，养成了狭隘、散漫的性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农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因此改造小农意识，是建党建军的重要任务。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到延安整风运动，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警示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传统小农意识的批判从未淡化。

——摘编自陈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改造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