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采取重大措施，对农业实施改革。1953年下半年，苏共中央通过一系列改革农产品收购制度的决议；195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又提出大规模开垦荒地的决定。以这两项措施的出台为标志，赫鲁晓夫启动了苏联农业的改革，农业成为赫鲁晓夫改革的突破口。1958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对农产品的采购制度和采购价格进行全面改革。取消现行的义务交售制，改成统一的国家采购形式，并提高收购价格以给农民增加收益。赫鲁晓夫还注意给集体农庄放权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但是由于急于求成，且赫鲁晓夫在全国盲目大搞种植玉米运动和垦荒运动，破坏了农业发展，农业改革成效不大。

—摘编自张喜德、蔡丹《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

材料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为适应工业化需要，在1953——1956年间通过在农村地区普遍建立合作经济的途径，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群众动员，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同和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3年12月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根据中国农村的特点，采取了典型示范、分类指导、逐步过渡的办法，合作化运动发展得很顺利。到1955年底，全国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这段时期，在实践中遵循了自愿互助的原则，利用互助协作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因而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农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合作化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摘编自李伟民《金融大斧矣》

材料一   首先，力量对比的变化是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理论的前提条件，……二战后，东欧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相继建立，使社会主义形成世界范围的体系，达到了世界领土的26%和人口的35%。第三世界爱好和平的中立和不结盟国家的成长壮大，使社会主义阵营在反对新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了可靠的同盟军，国际舞台上开始出现由欧亚两洲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广大的“和平地区”。

其次，苏联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是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理论的客观依据。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提前8个月完成……农业前景同样使人感到乐观……苏联军事力量也有明显增长，在核武装及共运载工具上的进展使苏联“掌握了抵制战争力量的东西。”

第三、武器的破坏力使核时代的和平共处有了更为迫切的必要性，它使人们重新思考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可行性。在这种情况下，强调防止战争及和平共处具有明显的人道主义性质。和平共处对人类命运和各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关注使之有可能赢得广泛的支持。

——梁智华《论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理论与实践》

材料二   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也就是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经走不下去了，已走入了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对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些领袖人物。……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在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后，苏联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其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的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陆南泉《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和中国应吸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