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为史学界关于世界各国现代文明形态的两种观点。

材料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总论》(1938年)

材料回顾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最可注意的是兼容并蓄的胸怀。哪怕遭逢外来异质文化,也常常能够吸收其精华，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即使一个思想体系趋于独断以致僵化时,也常有内发的修正，使中国文化有更新的机会。中国文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经历了无数的起起伏伏，从源头的细流，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终于汇聚为洪流，奔向大海--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万古的江河，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摘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材料   中国人认为道德就是天理，是客观运行规律，国此后期很多朝代的中国人都不再去探究道德是什么，只是按烈祖翠的教训去遵守道德。只是到了近代中国落后接打了，丈人们总结经验教训，错误地总结出道德礼教是朝约中国发展的原国，才导致中国道德素养的大崩滑。西方人崇高逻辑推理，在道德研究上西方人多从个人的感受和道德评判标准上进行研究，个人感受上就引中出善悉论、情感论、幸福论、功利论，道德评判标准又引申出知识论、伦理学、目的论、动机论、理性论、公平论、平等论等。

——摘编自辛一山《中西道德差别》

材料   人民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发明新的劳动工具，生产满足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各类物品，创造出一个“人化的自然”；人民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建立起多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体系，构建起愈益完善和复杂的人类社会，推进社会形态和历史面貌的更新变革；人民进行精神生产，发展科学文化，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投身社会革命，成为改革创新的主体力量，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者。人民创造历史，并不否认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个人的历史作用，必须和人民的历史主体作用统一起来理解把握。杰出人物只有满足人民利益、顺应人民愿望、得到人民支持，才能成就丰功伟业、彪炳史册。他们的历史贡献，归根到底要从人民创造历史的总动力中得到说明。

——摘编自颜晓峰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材料   “一国家一民族之进化，必有与他国家他民族所同经之阶级、同具之心理，亦必有特殊于他民族他国家。或他民族他国家虽具有此性质，而不如其发展之大且久者，故论中国文化须着眼于此，否则吾之所有，亦无异于人。”

“德治与法治为中西不同之宗主。其原则本于民族心理，加以哲人先识之提倡，演迤累进，奕世赓续，久之虽如人之面目，虽同一官位而精神迥异，不可强合。苟欲尽弃所习，一取于人，必致如邯郸学步……”

“今之世界交通、国际联络、物质发达，愈于古昔矣，而人类享受之幸福，与其所造之罪恶、所受之痛苦，乃正相等。故谓今日文明、昔日野蛮，文明人快乐、野蛮人苦恼者，皆是呓说。野蛮之时代有最文明之精神，文明时代有最野蛮之举动，而人类之苦乐，亦复互有消长，不可以一概论。”“然阴阳消长相为对等，人居其间，不能无所适莫，则执中之道出焉。”

——据柳诒徵《中国文化史》（1919年）等整理

1893年佛罗伦斯凯利对《伊利诺伊工厂车间巡视法案》的提案：

“第一条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妇女不得在工时超过单日8小时或单周48小时的任何工厂或车间受雇。第二条妇女或16岁以下儿童不得在任何场所从事任何用于销售的大衣、马甲、长裤、外套，或任何用于销售目的任何款式的服饰的制作或边角处理、修改或修补工作。”工厂法案被宣布违宪：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1895年3月18日“根据宪法，妇女与男子同样享有不可否认的、就其劳动签订合同的平等权利。……在这些权利中包含并因此给予她的是签订和执行合同的权利。该法律给予她和其他公民依靠在人文、科学、专业技能和其他职业中的知识、诚实和勤奋谋生的权利不得因为性别之故被否定或损害。”

——摘编自【美】约翰拉法格著《合众存异：美国人的历史》

材料   近代中国百年忧患，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当时的中华文化体系不能提供现成的现代化方案，我们必须从外来文化体系中去寻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无数仁人志士也曾向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但均未成功；而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使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这就以实践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葆活力。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文化体系有吸收、融合并消化异质文化中合理成分的机制，也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

——摘编自曾加荣《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关于东西方的“大分流”，学术界持有不同观点。

观点一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其现代经济的发展》中认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逐渐开始背离，英国走向了工业化的道路，中国则继续在集约型的农业道路上发展着。造成这种背离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

观点二王国斌和罗森塔尔合著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则提出，促使这两个发生经济大分流的，其实是她们的政治进程。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必须从中国和欧洲迥异的政治结构中去寻找。

材料   中国革命前途重要的问题，毕竟不在对内而在对外。军人的威息，看似扰乱了中国好几十年，然这一班并无大略，至少是思想落伍，不识现代潮流的人，在今日的情势之下，复何能为？对外的难关，仍成为我们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努力于外交的改进。废除不平等条约，已定有办法。关税业已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亦已有实行之期，租借地威海卫已交还。租界亦有交还的。然在今日情势之下，此等又都成为微末的问题。我们当前的大问题，若能得到解决，则这些都不成问题；在大问题还没解决之前，这些又都无从说起了。在经济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更无生息的余地，资源虽富，怕我们更无余力可沾。在文化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亦断无自由发展的余地。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