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居于中原的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所形成的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的碰撞，使王朝国家的边疆观念逐渐具有了稳定的内涵：边疆是王朝国家统治的边缘性区域或王朝国家统治能力所及的外国性区域，山川阻隔、不易通达、人烟稀少、经济萧条，有着完全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夷狄”文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军事意义。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传统的边疆观念受到了挑战——边疆不仅要由内及外地划定，也要由外及内地确定。近代中国边疆危机日益深重，“天朝”体制逐渐崩溃。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使以国家边界来确定边疆的观念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孙中山的民族观后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制定边疆政策的主要依据。九一八事变后，国人普遍关注边疆，大多视民族问题为边疆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上催生了“边疆民族”观念。

——摘编自王德《中国传统民族边疆观念的演变与近代民族边疆观的形成》

材料二

美国从独立之初就是通过各种条约的签订，确定边界从而确定边疆。西进运动之后，美国不仅对陆地边疆的界定清晰确切，而且边疆治理极为成功。随后基于边疆观念制定的国家战略使美国在开放的世界中不断成功扩展其海外边疆，至于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时期乃至如今全球提出新边疆、高边疆、利益边疆、信息边疆等概念，而且使其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并成功加以实施。而中国的边疆观念在漫长的王朝国家甚至民族国家时代都主要关注于陆地边疆，虽然当今中国逐渐重视海洋边疆，但是时间较短、程度不够，且未和陆地边疆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摘编自李朝辉《中美两国边疆观形成与演进对比研究》

材料一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李世民颁发了《唐律·仪制令》，其中一条规定：“凡行路巷街。戏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后来依据这些原则衍生出一些具体条款：“不得在街市走马”、“不得在人众中走马”的规定，后世演化成为“限达”和“人车分流”等现代交通规定；“以船载客，需事先订价，不得超载”的规定，在现代演化成为“禁止超载”的规定；“不得在中流索价”的规定，演化成为保护乘客交易安全的现代条款。此外，唐代对交通违法的处理十分严厉，《唐律杂律》中亦载：“诸违令者，笞五十，别式减一等。”由此可见，在唐代，我国的交通管理立法原则已经和现令相差无几。

材料二   罗马帝国的道路多为军备所设置，骑士们上马首先要从左侧进行，左侧路基会稍高些便于上马，所以演变成为骑士“靠左走”。罗马帝国对外扩张将“靠左走”的“交通规则”带到了整个欧洲。在1300年，罗马教皇卜尼法八世宣称“条条大路通罗马”，同时他还规定，来罗马朝圣者需要靠左侧行走。欧洲的贵族仍大多保持靠左行走的习惯，而农民在赶车挥鞭之时，坐在左边更顺手些，所以更多地选择从下面行驶。欧洲在18世纪中期以前没有明确的交通法律，主要依靠的是欧洲各国的习惯。

——以上材料摘编自《道路交道规则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