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解决长期以来妇女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增加妇女的政治代表比例、促进政治民主和公平，国际社会中通常采用性别配额制的选举方法，在以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为代表的公约及妇女运动的努力下，包括联合国、各国议会联盟、欧盟理事会等纷纷呼吁其成员国在选举中妇女占比至少达到30%。英国的性别配额制首先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社会民主党选举中，为在大选中赢得更多的席位，1993年工党首次正式确认采用性别配额制，英国国内其他政党基于自身利益也在积极响应。

——摘编自谢飞先《英国议会选举性别配额制的发展动因分析》

材料二   1978年，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妇女问题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实现妇女彻底解放的金光大道。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恢复，妇女需要合法民主的渠道进行政治参与与政治监督。在1978年到1995年间，我国县、乡级妇女组织分别达到2810个和65145个，广大基层妇女开始逐渐走向政治舞台，积极主动参与县、乡基层组织的政治事务管理；1990年，中国共产党员性别构成中妇女约有70多万人，占总数的14.5%，城市女党员人数高于农村；根据调查发现，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的一般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中，1982年妇女占24%，男性占76%；1990年，妇女占26%，男性占74%，且半数以上省市区都选拔了妇女高级知识分子进入领导班子。

——摘编自张茜《改革开放初期妇女政治参与研究(1978~1995)》

材料一 公元前5世纪至1世纪希腊世界与中国部分大事简表

——摘编自崔连仲《世界通史》

材料二 从文化上来说，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而我们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国，从文化底蕴上来说二者有着同样的经历。在进入国家文明之后的第一时期中，两国的历史脚步所表现出的国家文明特质，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古希腊国家文明的突然中断性，与古印度文明的突然中断性极其相似，都是强势异族入侵，都是原生文明毁灭，都是陷入黑暗与深渊。早期中国的国家文明的发展脉络清晰、轮次分明、记载翔实，国家行为非常有力而活跃，国家制度的体系化已经形成了坚实的独立文明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家文明的发展，表现出了鲜明的主体传承性与连续性递进的发展性。

——摘编自孙皓晖《早期中国与古希腊文明的比较》

材料一   隋唐五代时期的平民妇女是社会中妇女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力量。从事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是历代农家妇女的共同特征。如杜甫的《兵车行》“纵有健妇把犁锄，禾生陇亩无东西”；王梵志《贫穷田舍汉》诗中“妇则客春捣，夫则客扶犁”。唐朝天宝年间，朝廷一年征收的纺织品绢达740万匹，丝185万吨，麻布1605万端，各地进贡的名贵纺织品有几十种名色之多。这些数量巨大的纺织品，主要是出自劳动妇女之手。唐代各阶层的妇女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饮食原料市场和饮食成品市场，主要经营餐饮、娱乐、家内服务、小商贩等，她们有的沿街或上门贩卖各种货物，尤其是闺阁女子日常所用之物，跨地区长途贩运及经商的经济活动较少。

——摘编自李连秀《隋唐五代时期下层妇女的社会生活研究》

材料二   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职业岗位，一些新的职业领域开始出现，如铁路、银行、海关、电信局、邮电局等，除银行、商店外，照相馆、电话局也陆续招收女职员，甚至大学教授、政府官吏等，也有以女子充任的职位。1913到1919年间，一系列涉及女子职业教育的法律规章制度相继出台。1917年第三次全国教育联合会议通过了《推广女子教育案》，分培养师资与增设女子中小学两项。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首开“女禁”，公布了《公务员任用条例》，正式取消国家文官考试中的性别限制。胡适认为女子问题的先决，便是要先有经济权力与经济能力；王端麟也指出女子必须能独立生活，方可提高自己的人格。同时，许多妇女逐渐认识到“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他们向往西方国家的妇女在教育、法律、工作、婚姻，甚至参政等方面的权利。在1931年的一项小范围调查中，关于已婚妇女从事家外之业务者，男子赞成的达81.82%，女子赞成的达84.44%。上海21个工厂工人之生活程度的调查显示：妇女和女童共补助家庭总工资的53.3%，男子对家庭的工资补助占46.7%。

——摘编自仪亚敏《民国时期女子就业观与就业实践（1912～1936）》

材料一   从周朝的翻译活动算起直至五四运动前为止的近3000年间，我国翻译活动经历了3次高潮。

第一次翻译高潮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东汉到唐宋时期大量印度梵文佛经被翻译成中文，使印度的佛教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对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等产生深刻影响。

明末清初，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由此引发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即明末清初的以科技翻译为主的翻译活动。

第三次翻译高潮是鸦片战争后至五四运动前的西方科学、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翻译。这个阶段李鸿章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严复、梁启超、林纾等翻译家译介了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方法的著作和西方文学著作。

——摘编自张永中《论中国历史上翻译高潮产生的成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材料二   1978—1990年，全国年均出版翻译作品2192种；1995—2003年，年均出版翻译作品超过1万种；2003年至今，出版翻译作品已超过数十万种。在积极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中国的翻译家也将中国的优秀作品译成外文。2011年中译外第一次在比重上超过了外译中，使中国翻译市场从输入型为主转变为输出型为主。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增加比较快的一个突出领域是中国的时政类信息，包括领导人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文版刚一面世，就有16个国家的出版机构签约翻译出版非通用语种版本。

——摘编自黄友义《服务改革开放40年，翻译实践与翻译教育迎来转型发展的新时代》等

材料一   商周时期，王者立四时之序而化天下。《礼记·月令》记载了周天子一年四季的礼仪活动，当时许多风俗由专职官员负责。秦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更把传统节日变成了转移阶级矛盾视线的手段。中国的节日基本上是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进行。春节雏形是庆丰收；“清明前后，种瓜种豆”；七夕节反映了中国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模式。除夕全家守岁，清明祭祖扫墓，端午系五色丝、涂雄黄，七夕看牛女相会，中秋团圆，重阳把出嫁的女儿接回。在现代社会，传统节日仍以家庭为组织进行，新节日则以单位和学校为主组织进行。

     ——摘编自秦永洲著《中国社会风俗史》

材料二   西方国家，虽有类似中国全家团聚的重大传统节日如圣诞节、新年、感恩节等，同时“‘狂欢’‘新奇’‘神圣’‘浪漫’等是其节日精神的主要内核”，注重“情感宣泄”，有“较强的娱乐性”。如狂欢节是基督教“谢肉节”的世俗化称呼；情人节是纪念名叫瓦伦丁的基督教殉难者；万圣节是为了纪念教会所有圣人；圣诞节是基督教为了纪念耶稣诞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中国人欢庆并无中国文化渊源的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等西方节日，同时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也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接受。2007年春节前夕，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贺词中说：“2月18日，我们将欢度中国新年。”

       ——摘编自唐小晴《中西方传统节日文化比较分析》等

材料一   儒家认为，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天，即天、人相互协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道路。春秋时代有"三事"之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生活丰厚，器用便利，然后端正德行加以节制，"三事"之说兼重物质生活和精神，是比较全面的观点。从历史看，中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为丰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从世界看，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虽经常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

——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材料二   "西方文化自希腊以来，大体上是建筑在商业上的，强调物质的文明。盖商业文明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而为流动的、进取的，遂有强烈之战胜征服欲。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求民主，此乃与其战胜征服之要求相呼应。其文化，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材料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创造了形态各异的、璀璨夺目的文化样式，各种文化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上，我们应该把和平放在第一位。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有没有可能和平相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有60多亿人口，200多个国家，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等多种宗教。正是这些不同文明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映生辉，才构成今天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摘编自秦治来《尊重、维护和推进世界文化多样性》

材料二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自己在世界贸易体系的强势地位和科技优势，将自身的文化产品销往世界各地，美国“三片”（“薯片”、“芯片”和“大片”）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他们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海外文化传播。与此相对照，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则受到强烈冲击。以语言为例，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可能导致语言使用者对原属种群的文化认同的消失。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计，到21世纪末，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约90%的语言可能被强势语言所取代。

——摘编自周文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意义及困境》

材料一19世纪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分裂危机，在社会、政治不同层面上均出现国民分裂为相互对峙的“两个法国”的现象。第三共和国政府致力于改革国民教育，希望将学校建设成为法兰西民族统一的熔炉，相继出台世俗化教育、统一学校教育、修订教学大纲等教育改革举措，践行从“一个祖国”“一个共和国”到“一个民族”逐层递进的教育理念，将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思想教育融入民族统一思想教育之中，推动民族整合与国家整合同步进行，从而为现代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巩固奠定了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基础。

——摘编自曾晓阳《论19世纪末法国促进民族统一的教育举措》

材料二1927年后，中国革命势力进入赣南后发现，民众对宗族的认同度很高，对阶级、阶级斗争概念的认识程度则很低，这不利于动员民众加入“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中。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为了在民众中建立起对革命的认同，苏维埃政府先是掌握学校的监管权，然后选择、组织契合革命所需的教育内容。去除民众宗族观念、在民众中建构起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意识形态是苏维埃教育的理想。但革命教育的理想遭遇了国共战争环境一系列现实因素的制约，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革命教育尽管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未能真正内化为民众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土改运动中，通过划分阶级来建构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摘编自李国强《中央苏区教育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