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解决长期以来妇女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增加妇女的政治代表比例、促进政治民主和公平，国际社会中通常采用性别配额制的选举方法，在以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为代表的公约及妇女运动的努力下，包括联合国、各国议会联盟、欧盟理事会等纷纷呼吁其成员国在选举中妇女占比至少达到30%。英国的性别配额制首先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社会民主党选举中，为在大选中赢得更多的席位，1993年工党首次正式确认采用性别配额制，英国国内其他政党基于自身利益也在积极响应。

——摘编自谢飞先《英国议会选举性别配额制的发展动因分析》

材料二   1978年，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妇女问题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实现妇女彻底解放的金光大道。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恢复，妇女需要合法民主的渠道进行政治参与与政治监督。在1978年到1995年间，我国县、乡级妇女组织分别达到2810个和65145个，广大基层妇女开始逐渐走向政治舞台，积极主动参与县、乡基层组织的政治事务管理；1990年，中国共产党员性别构成中妇女约有70多万人，占总数的14.5%，城市女党员人数高于农村；根据调查发现，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的一般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中，1982年妇女占24%，男性占76%；1990年，妇女占26%，男性占74%，且半数以上省市区都选拔了妇女高级知识分子进入领导班子。

——摘编自张茜《改革开放初期妇女政治参与研究(1978~1995)》

材料一 公元前5世纪至1世纪希腊世界与中国部分大事简表

——摘编自崔连仲《世界通史》

材料二 从文化上来说，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而我们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国，从文化底蕴上来说二者有着同样的经历。在进入国家文明之后的第一时期中，两国的历史脚步所表现出的国家文明特质，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古希腊国家文明的突然中断性，与古印度文明的突然中断性极其相似，都是强势异族入侵，都是原生文明毁灭，都是陷入黑暗与深渊。早期中国的国家文明的发展脉络清晰、轮次分明、记载翔实，国家行为非常有力而活跃，国家制度的体系化已经形成了坚实的独立文明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家文明的发展，表现出了鲜明的主体传承性与连续性递进的发展性。

——摘编自孙皓晖《早期中国与古希腊文明的比较》

材料一   隋唐五代时期的平民妇女是社会中妇女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力量。从事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是历代农家妇女的共同特征。如杜甫的《兵车行》“纵有健妇把犁锄，禾生陇亩无东西”；王梵志《贫穷田舍汉》诗中“妇则客春捣，夫则客扶犁”。唐朝天宝年间，朝廷一年征收的纺织品绢达740万匹，丝185万吨，麻布1605万端，各地进贡的名贵纺织品有几十种名色之多。这些数量巨大的纺织品，主要是出自劳动妇女之手。唐代各阶层的妇女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饮食原料市场和饮食成品市场，主要经营餐饮、娱乐、家内服务、小商贩等，她们有的沿街或上门贩卖各种货物，尤其是闺阁女子日常所用之物，跨地区长途贩运及经商的经济活动较少。

——摘编自李连秀《隋唐五代时期下层妇女的社会生活研究》

材料二   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职业岗位，一些新的职业领域开始出现，如铁路、银行、海关、电信局、邮电局等，除银行、商店外，照相馆、电话局也陆续招收女职员，甚至大学教授、政府官吏等，也有以女子充任的职位。1913到1919年间，一系列涉及女子职业教育的法律规章制度相继出台。1917年第三次全国教育联合会议通过了《推广女子教育案》，分培养师资与增设女子中小学两项。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首开“女禁”，公布了《公务员任用条例》，正式取消国家文官考试中的性别限制。胡适认为女子问题的先决，便是要先有经济权力与经济能力；王端麟也指出女子必须能独立生活，方可提高自己的人格。同时，许多妇女逐渐认识到“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他们向往西方国家的妇女在教育、法律、工作、婚姻，甚至参政等方面的权利。在1931年的一项小范围调查中，关于已婚妇女从事家外之业务者，男子赞成的达81.82%，女子赞成的达84.44%。上海21个工厂工人之生活程度的调查显示：妇女和女童共补助家庭总工资的53.3%，男子对家庭的工资补助占46.7%。

——摘编自仪亚敏《民国时期女子就业观与就业实践（1912～1936）》

材料一   1601年，伊丽莎白一世颁发了特许状，允许商人成立东印度公司，垄断与东印度的贸易。3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四艘船组成的船队首次前往东印度，船队拥有110门大炮，是不折不扣的舰队。

1765年，第三次来到印度的克莱武和当地行政长官之间签署了协定，该协定禁止行政长官拥有军队。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孟加拉及其周边三个邦的财政部长职务，对于收缴得来的税款剩余的部分可以自由用于自己的活动。公司成为孟加拉的"领主"。

——摘编自（日）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

材料二   广州行商制度创建于康熙二十五年。《广东新语》中所载诗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行商深受专制国家和官吏的各种压榨，行商资本常常处于短缺状态。行商因经营不善，造成亏本，遂向外商借贷，以便维持门面，而东印度公司商人向中国行商的放款，是地道的高利货。最终，行商从清政府控制、管理对外贸易的工具演变成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帮凶。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宣告了行商制度的终结。

——摘编自萧国亮《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

材料   社区发展

中文“社区”一词由费孝通、吴文藻等人从“Community”转译过来，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据李东泉《中国社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李嘉靖《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评析及中国社区管理机制初探》整理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一   中国传统国家观念是家国同构的伦理论，伦理本位的政治文化是将血缘宗法关系的氏族社会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国家体制相融合。大一统的理念成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使得中国人有着牢固的“大一统”信念，也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核心的统治方式。德法并治思想把德的教化功能和法的强制效果巧妙结合起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达成共识的社会治理理念，无论孰轻孰重，皆是不可或缺的治国之道。以儒学为重心的传统文化从家族伦理中推衍出国家政治秩序，在这种孝忠一体、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下，人们孝亲、忠君、爱国，对社会充满责任感，重义务而轻利益。

——摘编自刘静、韩冰《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理念及其现代价值》等

材料二   西方现代国家观念在启蒙运动时期进一步发展并成熟。洛克认为自然法的主要内容是人们有保护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人们制订契约形成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同时，被授予权力的统治者也是契约的参加者，也要受契约束缚，如其违约，人们有权反抗，甚至重新订约，另立新的统治者。依据自然法则，伏尔泰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康德提出国家应建立在三个理性原则之上，即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人都是自由的，作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为公民是独立的。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