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表：人类文明交流史料（部分）

——据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材料：

材料 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短处，西方文明并不例外。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些西方人却把自己的文明说成完美无缺，而其他文明则一无是处。在他们眼里，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对的，指引着正确的方向；其他文明则从一开始就错了，隐含着天生的“劣根性”。这种说法尽管荒唐，而且越来越不能拿出来登大雅之堂，但它却流传广泛，很容易让一些人信以为真……

西方文明来自西方本土，而不来自西方的上天；西方文明是土生土长的西方本土文明，有许多现象是它所特有的，并非所谓的“普世价值”。

作为中国学者，大可不必像西方人那样只说它的好……我们大可不必盲目崇拜西方，毕竟外国的月亮并没有比较圆。

——钱乘旦《西方那一片土》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依法治国”；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改革开放”；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带一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梦”；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跃进万岁”；        “备战、备荒、为人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边倒”；               “一定要解放台湾”；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科学发展观”；        “一条线，一大片”；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人民公社好”；        “亲、诚、惠、容”；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一国两制”；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材料一   我认为从唐到宋还是经历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拿唐的750年与宋的1050年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从外交关系上，唐有霸权，在北方唐以外没有国家，只有少数民族，而到了宋代，中国的外交关系就不一样了，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有宋、辽、夏、金；另外，唐时有1/8—1/4的人口在南方，而宋朝时则有1/2的人口在南方，南方却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地方，有多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多种语言；唐朝首都是一个典型的administrative city，是政治的，而宋则是经济中心变成了首都；宋的人口是唐的两倍，货币数量是唐的二十倍，这都说明了商业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方面，宋朝还有了印刷、火药、指南针，这三个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社会方面，唐朝人的社会地位还是要看血统、身份，而宋朝人的社会地位则是看教育文化，科举制度被扩大，其重要性在社会中也越来越大。宋朝99%的学生考不上，可这些人还算是士人，仍是国家的精英，士人中做官的人只是一小部分。到了13世纪中叶，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有45万人，但只有500人得到进士。

——包弼德《唐宋巨大历史变迁的现代意义：对nation观念的重新思考》

材料二   1500年前后，西欧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为一种新的文明开辟了道路，这就是现代化的准备阶段。1500年前后，许多事指向农业文明的解体，比如说，农奴制解体解放了人身，文艺复兴解放了人的精神，宗教改革解放了人的思想，地理大发现则把人推向全球，第一次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它就把自己的疆域封闭起来，使它与外界隔离，致力于自身的发展，而不顾基督教大世界中其他兄弟的景况如何。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民族国家总是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的。这样，原先基督教大世界中社会经济状况基本拉平的情况就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某些地区发展起来，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后。因此，可以说，民族国家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化的起点，发展与社会的根本变迁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钱乘旦《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

材料   晚清重大外交活动一览表

——摘编自尹依玲《晚清外交制度研究综述》

材料一 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现代科学高速发展冲击了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殖民活动也将世界各地的巫术文化传播到欧洲本土。幻象、灵魂显现、预知梦、诅咒巫术等，一时间都成了热门研究对象，物理、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新生概念均被用来提供解释。“灵性复兴”并没有走上科研道路，而是以道德重建为己任，试图利用超自然力量，抵抗科学的腐化作用，让人们不至于在现代化工业发展中异化为机械。1864年，法国唯灵主义者阿郎·卡戴克表示，“唯灵主义的目标是通过对于上帝的良善、博爱的团结的信仰来教化大众”。不过，西方灵学最终还是在心理安慰领域大放异彩：一战爆发后，绞肉机式的伤亡严重冲击了欧洲人的心灵，人们纷纷用通灵术与亡者沟通，以获得心理安慰。

——摘编自何必《一场被遗忘的救国运动》

材料二 中国灵学是在西方影响下出现的，但又不同于西方。中国灵学家自觉渗入了固有的“天人感应”“修道成仙”、“灵魂不灭”等根深蒂固的观念意识，以及“求鉴”、“招神问鬼”等源远流长的民间迷信方式。1916年留学生在日本组织的“中国精神学会”，以及国内的盛德坛和灵学会，即是中西结合的产物。他们出版了《灵学丛志》，“专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以及立身修养种种要义”，并狂言所谓“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正是在他们的鼓吹之下，各种名目不一而实质相同的民间迷信团体纷纷出笼，南北呼应，风靡一时。民国大老黎元洪和洋人庄士敦都是此道中的热心人物。就连受过近代教育的哲人严复也为之辩护。

孔教会和灵学会，前者代表了圣道后者代表了神道。它们的出现和存在说明：在新陈代谢的历史进程里，最落后的东西又总是最顽固的东西。落后通过曾经先进的人来表现自己，才有分量，才有权威性。这种复杂性往往深藏在不易察觉的历史深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