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16世纪开始，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形成一股潮流。来华传教士将中国的文化典籍、科技工艺等输回欧洲，推动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融合和吸收。在18世纪动荡的欧洲面前，中国的道德哲学及开明君主专制更是为渴望改革的欧洲社会提供了实践依据。但是，到晚清时期，西方在华传教士和学者更加热衷于构造儒学与现代化不相容的逻辑。中国文化代表着束缚和停滞，而基督教才能带来一种崭新的生活。这种宣传在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的社会背景下，“西方思维方式（在中国）取得控制地位的日子一定会来到”的预言逐步变成了现实。
——摘编自吴礼明《17-19世纪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分裂》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西学无统一称呼，多以“夷学”字称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批有识之士对西方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改变了对西方的偏见，加之有关条约明文禁止称西洋为“夷”，时人对西方文化比较广泛的称呼是“西学”。戊戌变法时期，西学之名日日见诸报刊，但也有人用“新学”概括西方文化，西学、新学之名并行不悖。庚子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乐于使用“新学”之名，新学与旧学被赋予了明显的价值判断色彩。
——摘编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到晚清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变化，并分析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西学”在近代中国称呼变化所折射出的社会心理，并对这种社会心理作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
材料 “国门洞开”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各自的时代拐点上竭尽所能，用家国情怀与担当意识诠释了中华君子品格。他们是民族精英，他们的君子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1841年，道光帝撤职查办林则徐，林则徐愤怒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处死“戊戌六君子”，临刑前谭嗣同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林觉民与妻诀别：“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起义失败后，包括他在内的70多位同盟会会员壮烈牺牲。1918年，《新青年》发表了李大剑撰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热情讴歌：“人道的警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摘编自徐建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君子精神和救国担当》
提取材料中的相关信息，自拟论题，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
材料一 “信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多表述为“诚信”。在中国古代，作为伦理准则的诚信，适用于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诚信的实现要依靠“上行下效”，依靠榜样的力量。诚信是由社会舆论和个体内心信念保障实施的，如果不履行道德义务（如对君尽忠、对父母尽孝、对朋友诚信等）就会失去面子，不仅会受到他人谴责，而且会被人群疏远从而失去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对于背信之人的惩罚，无需借助法律手段。诚信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甚至成为治国之道，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
——摘编自王玉花、宋桂红《谈中、西方文化中信用的观念》
材料二 西方传统信用文化认为个人自由是缔结契约的前提。“信”是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的原则，是体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方面，人们普遍认同诚信观念的经济价值。罗马法中已建立了相应的诚信契约制度。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西方信用文化带有法律和秩序的属性，能够起到协调人际关系、净化经济活动运行环境的作用。
——摘编自李新庚《信用理论与制度建设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与西方在传统“信用”文化上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西方传统“信用”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